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观俗立法”是一项颇具特色的治理理念与实践。其核心在于立法与法律实施需建立在对社会民情风俗的深入体察、理性尊重和有效引导之上，使法律更契合社会实际、利于国家治理。
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西周时期，中央政权设置大司徒一职，其职责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有“以俗教安，则民不愉”的明确记载，即利用地方固有的风俗习惯来教化民众，以达到社会安定的效果。在诸侯国的治理层面，齐太公受封于营丘后，采取“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策略，尊重当地习俗，简化繁琐礼仪，便利经济民生，取得“人民多归齐”的成效。春秋时期，管仲在齐国推行改革时，将“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方法，追求法令与风俗的协调统一。战国时期，商鞅辅佐秦孝公变法，在《商君书·算地》中阐述，“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商鞅将“时俗”视为立法的重要基础和检验法律实施效果的关键标尺。同时期的赵武灵王，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力主推行“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他提出的理论依据是“圣人观其乡而顺宜，因其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并强调“乡异而用变，事异而礼易”。这场基于“观俗”又引导“变俗”的改革，显著增强了国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证明了“观俗立法”理念在适应时代需求、推动重大制度变革中的生命力。
“观俗立法”的理念要真正转化为治国理政的有效力量，需要依托于稳定可靠的制度机制。汉代曾“遣太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此次派遣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体恤民生、考察风俗、监督吏治。北魏太祖拓跋珪时期，继续沿用并发展了这一制度，于春正月“分命诸官循行州郡，观民风俗，察举不法”，并赋予巡行使者“听察辞讼，纠劾不法”的权力，将风俗考察与司法监察紧密结合。至唐代，遣使“观省风俗”的制度发展得更为成熟和完善，中央御史台定期按季节派遣御史巡行全国各道。春季出使者称为“风俗使”，秋季出使者称为“廉察使”，其职责明文规定包含“观察风俗得失”。这种定期的由专门监察机构负责的巡查制度，成为唐代中央政权了解基层民情、评估政策得失的重要制度化渠道，为调整法律和政策提供了持续的信息来源。
关于如何进行有效的风俗考察，唐代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唐德宗时期的大臣陆贽提出的“五术”考察法，具有较高的系统性和代表性。这套方法具体包括：通过“听谣诵审其哀乐”，即通过民间歌谣、谚语和街谈巷议，来体察民众的情绪和意见；通过“纳市贾观其好恶”，即观察市场交易动态和商品流通偏好，来洞察民众的实际需求和消费风尚；通过“讯簿书考其争讼”，即查阅地方官府的诉讼案卷，分析纠纷的类型、数量和根源，从而把握社会矛盾的焦点；通过“览车服等其俭奢”，即考察民众在车马、服饰等日常用度上的状况，来判断社会的生活水平和风尚的奢俭程度；通过“省作业察其趣舍”，即审视百姓生产劳作的状态和取向，了解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民生疾苦。陆贽的“五术”是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社会调查体系，为立法和调整国家政策提供了基于社会深层肌理的、比较全面可靠的现实依据。
“观俗立法”并不是法律对社会风俗的被动迁就或简单记录，而是对风俗进行理性辨识、积极引导与必要规范。一方面，传统治理高度重视教育教化的作用，将其视为“化民成俗”的重要途径。《礼记·学记》指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国家通过建立教育体系，弘扬良善、贬斥邪恶，在社会成员中培育普遍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这种普遍的道德共识和社会风尚，为法律的顺畅施行创造了有力的社会心理环境和道德支撑，是“观俗立法”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
另一方面，法律本身也是塑造和改变风俗的强有力工具。当某些风俗习惯对社会秩序、民生福祉或国家利益造成显著负面影响时，国家会通过立法手段进行干预和规范。唐代开元初年，针对民间厚葬成风、导致民众“既竭家产”的严重社会问题，朝廷颁布制书进行严格限制。该法令明确规定丧葬器具“不得以金银为饰”，违者将受到“决杖一百”的刑罚，地方官员如果失察不报，则会被“贬授远官”。这一立法举措直接运用国家强制力遏制不良习俗，旨在减轻民众负担，引导社会风气向俭朴务实转变。唐德宗在制定朝廷礼仪制度时，也遵循“王者制事，在于因人，酌其情而用中，顺其俗以为礼”的原则。这表明，即使是在制定最高层级的国家礼仪时，也要充分考虑并尊重既有的社会习俗基础，进行理性规范。这些实践清晰地表明，在“观俗立法”的框架下，法律不仅是社会风俗的反映者和记录者，更是其积极的引导者与塑造者，两者在实践中相互影响、相互调适，共同服务于社会秩序的构建。
同时，古代的立法者也认识到，“法而不行，则修令者不审也”，因此，法律颁布施行后，其实际效果如何、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何种影响、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也是反思和完善法律的重要环节。这种对法律实施效果和社会反馈的持续关注，实际上也是“观俗立法”理念在法律实施阶段的延伸与实践，从而确保法律能够与社会基础保持动态的适应关系。
“观俗立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实践逻辑在于：立法者高度重视、深入体察、理性辨识民间风俗，将其作为制定法律、修正法律以及检验法律实效的重要参照。在这一过程中，既注重教育教化引导风俗向善，为法治奠定坚实的道德土壤；也运用法律的权威和力量，对不合时宜或有害于社会整体利益的风俗进行必要的规范与矫治，追求法律规则与社会土壤之间的深度契合与良性互动。“观俗立法”所蕴含的尊重社会内生秩序、寻求法律与民情良性互动、注重实效反馈与动态调整的治理智慧，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启示。（明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