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处于我国东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不仅通过淮河干支流连接东西，而且是我国南北交流的通道和过渡地带。淮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民本文化是淮河文化的重要组成和精髓所在。

　　追溯淮河文化中民本观的源头，与治水息息相关。大禹治水是为了“民”。《左传·昭公元年》载：“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大禹的父亲鲧因治水失败被杀，大禹不计个人私怨，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面对滔天大洪水，大禹身先士卒，劳神焦思，曾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十三年，终导洪入海，使民众得以安居。大禹治水也是依靠“民”。据《孟子》记载，大禹劈山导淮的山就是今天淮河边的荆山和涂山。荆山（位于今淮河西岸）和涂山（位于今淮河东岸）原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山，挡住了洪水下泄的通道。大禹与当地涂山氏女联姻，依靠并率领当地的广大民众把山凿开，使洪水从中间倾泻流过，并最终实现了导洪入海。治水成功后，作为治水英雄的大禹在民间有了极高的声望和号召力。《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后来，大禹的儿子启改禅让制为家天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尚书·五子之歌》中记载了大禹对后代的训诫：“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民众视作治国理政的根本，可见中国古代圣贤远在数千年前即已萌生的远见卓识及深沉真挚的政治意识。

　　淮河流域后世的很多思想家和政治家都继承并强调了“民本”的重要性。《管子·霸言》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里的“人”指庶民，即民众。管仲认为，民众是成就霸业和治理国家的根本，民心的向背是执政的根本。《管子·牧民》载：“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即，政权之所以能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之所以废颓，则因为违逆民心。《管子·形势解》载：“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即，只有让民众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才会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道德经》的“贵（指国君）以贱（指庶民）为本，高以下为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淮南子》的“民者，国之本也”，《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都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是执政的根本。淮河流域的政治家曹操在汉末军阀混战的争霸中把以民为本、关注民生、重视农业、国富民乐作为重要的政治理念，他推行屯田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在自己的《蒿里行》《对酒》等诗歌中表达了国泰民安、国富民强的政治理想。明代的朱元璋是淮河流域成长起来的一代帝王，他认为“得乎民心，则得天心”“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并进一步推行了重农、抑富、恤贫、节俭等治国政策。

　　淮河文化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不断阐释和丰富发展，并在当代释放出新的时代能量。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党带领淮河两岸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治淮斗争，经过六七十年的不懈奋斗，实现了沿淮地带“蓄泄兼筹”“人水和谐”的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百余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是在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以人民为中心”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图景提供重要思想基础和传统文化支撑。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要传承弘扬淮河文化的民本观，坚持人民至上谋划和推进改革，充分发挥人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切实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和新要求，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作者：于景超，单位：蚌埠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