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干部教育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工作同党的事业密切相关。干部队伍的素质，是决定党的各项工作能否顺利完成的重要条件。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采取具体措施对干部进行培养、训练，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先后创办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等干部学校。其中，陕北公学的办学颇具代表性。陕北公学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党中央创办陕北公学，就是为了把他们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抗战期间，陕北公学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为抗日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干部保障。

　　确立“培养革命的先锋队”的办学目标。面对全民族抗战以及巩固发展根据地等新形势，我们党出现了严重的干部短缺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斗争中，干部损失了十几万”（《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特别是在新开辟的根据地，要干部的呼声十分迫切。邓小平在向中央汇报工作中提到“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页）。在“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政策指导下，陕北公学将其办学目标定位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毛泽东十分重视陕北公学的办学，曾9次在此发表演讲，指出其“为着抗日救亡而设”。

　　建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课程体系。革命形势决定了陕北公学的办学目标和教育内容。正如该校校歌所说，“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依据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内容少而精、教与学一致的原则，陕北公学构建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课程体系。开设了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战略战术、炮兵、测绘、地形、修筑阵地、射击、救护、群众工作等课程，实施革命的政治教育、民众运动和政府工作教育、军事教育以及劳动教育，形成了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正如成仿吾所言：“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战火中的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4页）。

　　创新革命的教育管理和招生制度。为了满足抗战需要，快速培养革命先锋队，陕北公学改变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开设普通班和高级班两种模式。普通班学制一般为四个月，属于学员队；高级班学制一般为一年，主要培养师资力量。在教育管理上，实施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按照半军事编制的方式将学员组成队，由队主任和队长负责管理，每队100~120人，下设分队，分队有30~40人，分队下设班，每班8~12人。同时，成立学生会，鼓励学生自治。在招生方面，实行“来者不拒”的方针，陕北公学的学员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统区的干部；有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陕北公学在组织形式上既是一所学校，又是一个民运工作队和一支武装战斗队，军事组织与教育组织合而为一。

　　陕北公学在极其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培养了大批杰出干部。在四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了约11000名学员，吸收3000多人加入党组织。他们在“很短的时间，便从小姐少爷转变成劳动能手，从自由散漫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成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战士，从一般的爱国者转变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青年”（《战火中的大学》，第67页）。甚至有的国民党部队也向陕北公学要干部，他们说共产党培养的干部做政治工作最拿手。毛泽东给陕北公学以高度评价：“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陕北公学的办学实践为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参与革命，培养革命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党的干部教育要服务党的中心工作。我们党提出“革命的性质决定革命教育的性质”，“抗日政府的教育政策，以培养抗日战争中急需的干部，提高人民的民族觉悟与文化水平为原则”，“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明确了教育为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建设服务，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作用。陕北公学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战服务，为巩固和发展边区新民主主义制度服务，为夺取全国胜利服务”。为人民服务主要体现在学生来自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学校招收学生没有学历、性别、出身背景等硬性要求，只要年满18岁，有志于抗日救国就可以报考；同时，为人民服务还体现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培养学生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办学目标和教学设计上，陕北公学充分体现了为领导抗战服务、为新民主主义制度建设服务、为夺取全国胜利服务的要求，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这个方向我们要坚持下去”（《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在教学设计上“把理论学习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把学校和社会结合起来，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打破了旧学校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的老传统，贯彻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革命教育方法”（《战火中的大学》，第32页）。在人才培养目标上，“陕北公学密切地配合着抗战的新的形势，为着建国的最近将来的需要，而踏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正确地了解战时教育，因此它并不跛行在抗战形势的后面，它不单顾到现时的需要，同时还能够顾到将来的需要”（《成仿吾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

　　党的干部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陕北公学开创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国高等学校现在实行的领导制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在建校之初，就实行了党组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由成仿吾、邵式平、周纯全、袁福清四人组成党组，负责决定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除此之外，在每队还“都设有党支部，支部由指导员、队长和政治助理员组成，支部以上是总支（在分校期间，总支设在区队），这是学校专做党务工作的机构”（《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教育工作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党的干部教育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还体现在学校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除了建设严密高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外，还经常邀请中央领导来学校对学生进行时事政治教育。

　　党的干部教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陕北公学与旧中国的、西方的高等教育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陕北公学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由李凡夫、李培之、何干之等主讲《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毛泽东也多次到陕北公学讲“青年运动的方向”等，还主持了“哲学研究会”读书班，《实践论》《矛盾论》就是从中整理出来的两篇文章。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陕北公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包括政治理论教育，还包括统一战线教育、思想路线教育以及群众路线教育等，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为我们党创办新型大学作了先行探索。延安时期的陕北公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大学的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延安大学等，都是在陕北公学基础上创建发展的，尤其是被称为“人民共和国建设者的摇篮”的中国人民大学，继承了陕北公学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为党和人民培养干部的办学宗旨。可以说，陕北公学为我们党创办新型大学作出了先行探索。

　　（作者：刘复兴、袁玉芝，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讲师，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