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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思想阐释

时间:2017-08-30 09:30:00

  《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基础上,预示了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本文从十三个方面梳理了《资本论》中关于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思想,主要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产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经济计划和按比例发展等方面研究共产主义的经济特征,并联系现实进行阐释。

  引言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自一百多年前诞生之日起,就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最高纲领。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从十月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从积弱积贫的半封建半殖民国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历史的轨迹已经表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幽灵”,而是高高飘扬的旗帜。

  如果说《共产党宣言》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那么《资本论》则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成熟;如果说《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那么《资本论》则以无懈可击、无可辩驳的经济事实和剩余价值理论论证了共产主义原理的科学性。自从有了《资本论》,共产主义就不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简单结论,更不是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攻击的历史进步主义的简单推论,而是把唯物史观运用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科学结论。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发现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而《资本论》正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完美结合与运用,“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1]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的巅峰巨著,在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它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既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又是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马克思坚决拒绝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从公平、正义等理性原则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未来的理性王国。《资本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石,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对未来社会的研究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严格解剖和分析批判基础上,发现和构建了共产主义新世界。它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了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种种物质因素,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必然性,赋予了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并最终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和思想武器。《资本论》不仅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把共产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而且预示了未来社会的一系列特征。然而,在《资本论》刚刚问世时,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指责马克思“只限批判地分析既成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2]果真如此?本文的任务就在于系统梳理《资本论》给未来社会开出了怎样的“调味单”。

  对于从《资本论》中发掘共产主义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从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共产主义的所有制、收入分配、再生产、经济管理和经济核算、人的发展、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阐述,富于启发。[3][4][5][6]但从系统性看,还没有把《资本论》中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完整内容展示出来。本文以《资本论》第一、二、三、四卷为蓝本,系统梳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以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运动有所启示。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一般是作为同义词使用的,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理论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的、改良的社会主义相区别,马克思更多地用“共产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用“自由人联合体”和“共产主义”来表达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虽然这时还没有像《哥达纲领批判》里那样明确地把未来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但《资本论》中已有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如,在第一卷第一章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的分配制度时写道:“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7]这里所说的“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以及“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本身就包含着共产主义因发展程度不同而产生的阶段区分。

  《资本论》把共产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来论述,指出共产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一级的新的社会制度,是按照历史发展规律必然实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当然,《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现存的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原理的共产主义。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商品、货币等范畴已不存在,这与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还需要利用商品、货币等经济杠杆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有所不同。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作的预示及其原理和方法,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关系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命运,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财富。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转化为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解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资本主义也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8]也不是永恒的历史阶段,它只是从小私有制向共产主义公有制的过渡阶段,这是以“铁的必然性”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质必然导致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论》自始至终贯穿着资本的逻辑。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商品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货币“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9]然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10]也就是说,当资本家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时,货币才能转化为资本,资本才能产生。于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的核心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1]当资本进入生产过程后,资本表现为物,这些物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进入资本家的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资本由于消费劳动力而使自身增殖,从而获得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表面上是物,但实质是一种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关系,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是从一开始就生产着这种对抗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运动是无休止的。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要不断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通过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资本积累“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2]“社会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13]可见,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同样是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因此,“只有把资本看做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么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14]

  (二)资本主义矛盾包含着资本主义关系的解体及向社会共同占有生产条件的转化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蕴藏着其必然的走向。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就在于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这种文明作用既始于社会关系的变革,也会终于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从而为未来新社会的产生创造出各种有利的因素。[15]随着剩余劳动不断转化为资本,剩余劳动的积累就越成为资本家手中的权力。资本家则以资本来量化权力,以公司或国家的形式,共同支配整个社会、控制社会生产。随着资本权力的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分离越是增长,资本越是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来控制整个社会生产秩序、统治整个社会。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相对立。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使资本主义生产从一开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巩固,发展成为创造和积累它自身矛盾的手段。“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利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16]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得不相适应时,共产主义新社会的“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必然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胎胞里孕育、成熟,并成为“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由榨取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堆砌而成的资本的社会权力,并将这种社会权力由劳动者共同拥有和支配。生产条件不再由部分私人所有,而是全社会共同所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不再为私人资本积累,而是作为社会的公共积累,作为历史关系的资产阶级对抗性生产关系将必然导致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

  (三)代替自由竞争的垄断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了准备

  资本主义内在竞争规律使生产越来越集中在少数资本家手中,这种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引起的垄断,最初是“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进而将为整个社会剥夺资本家做好准备。马克思在1860年代就看到了这种曙光。“在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7]“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运用于技术方面,土地被日益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有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8]“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9]事实正是如此,从19世纪20年代自由竞争的英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5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首次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一直到90年代末基本形成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激化,导致苏联和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表明资本主义的外壳已被炸毁、私有制丧钟已经敲响、剥夺者已被剥夺。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目标都是要在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建部分消费品的个人所有制。至于苏东欧国家剧变,那只是社会主义波浪式发展的一种曲折性。

  (四)资本主义是直接处于实行自觉改造的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期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一开始就与劳动条件相异化;从生产的结果看,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随着劳动对资本从形式上的隶属转变为实际隶属,工人越来越成为局部工人,“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20]“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2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作为劳动的“极端的异化形式”,必然会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自主性“联合活动”。随着劳动异化的不断强化,它自身不断地创造和积累解决自身矛盾的条件和力量,这也就意味着,只有到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阶段,“解放”一词才具有了实际的社会意义,人类解放才具有直接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建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最终消灭异化,才能实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22]的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与前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历史时期,是逐步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理想和目标的过渡社会形态。

  (五)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是一个长期而困难的过程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3]“以个人自己劳动力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24]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25]

  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竞争和私人垄断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来,通过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化”和国有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有能够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表明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正在为共产主义准备经济基础。2007年发生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再次说明,“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6]资本主义不是近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竭力维护的那个永恒的美好社会。由公入私易、由私入公难,其根源在于剥削阶级的反抗和人性的自私性。但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无产阶级的有效斗争和人性的利他性,必然促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化在曲折和反复中最终成功。

  二、共产主义是由资本主义过渡而来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

  (一)关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会出现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其中,每个国家和地区不一定都会经历完整和充分发展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但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整个人类社会时间最长的必经社会,剥削社会只是短暂的历史制度,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客观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变的一个过渡形态。因而马克思指出,“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做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开辟了新的经济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这个形态的过渡。”[27]

  那么,是不是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必须依次经过五种形态呢?马克思曾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而事实却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首先进入社会主义,而是俄国等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出现错误?当然不是。其一,唯物史观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趋势,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不排除不同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及某个发展阶段和发展程度上的跳跃性。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就预言,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于土地公社所有制的存在,“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8]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二,俄国农村公社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29]在“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背景下,直接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过渡的思想,第一,不管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什么样的道路,但最终走向共产主义是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第二,每个国家和民族都可以通过扬弃同时代别的国家或民族制度的优缺点,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甚至走跨越式发展道路。也就是说,像中国这样跨越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相反,它们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的旧中国,长期属于半殖民地与半宗主国、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发展了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新中国在与全球资本主义共处一个时代的同时,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抛弃资本主义的弊端,如生产的盲目性、两极化、经济危机等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逐步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生产关系。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没有经历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而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并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机,企图走私有化或民营化道路的想法和做法,都不符合唯物史观和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

  (二)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有利于共产主义新形态各种要素的创造

  从近现代私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看,它不顾劳动力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底线,无疑是残酷的、野蛮的、不人道的。然而,“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0]

  1.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变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本一方面会导致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物质劳动一般所占用的时间的更大的节制结合在一起。”[31]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靠牺牲工人的休息、娱乐、学习和发展的时间,而使自己成为不劳动的阶级。“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32]“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33]同样“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34]但是,资本主义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以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为主要方式,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剥削方式会遭到工人的反对。于是,通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成为剥削的主要途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断缩短,工人用于自由发展的时间增多,工作日之外的自我发展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劳动者可以利用工作日之外的时间发展多种技能,从而逐步摆脱“局部工人”对资本的依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剥削方式的变化,孕育着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因素,同时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扩大和有组织的社会化大生产创造了条件。当社会财富扩大到一定程度,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自由王国”就到来了。

  2.资本主义社会的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是由资本主义转化为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机器大工业这种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生产必须以工厂(企业)的方式进行。资本主义企业最初主要采取个人出资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形式。19世纪中叶第一次科技革命的完成,大大提高了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生产社会化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进一步深化。于是,在工厂制度的基础上,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合作工厂和股份制企业产生了。

  合作工厂是工人为了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失业和被雇佣地位,由劳动者出资、自愿结合劳动而形成的一种企业形式。资本主义的合作工厂,“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自己的劳动增殖”。[35]但是,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它把资本的联合与劳动的联合结合起来,节约了监督劳动的费用,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这种形式。”“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36]因此,马克思把合作工厂称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和“积极扬弃”,并且从来没有怀疑过它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形式和中间环节。“合作工厂同资本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37]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作企业有着较广泛的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主体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合作制依然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企业组织形式。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充分利用供销合作联合社、联社加工厂、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工厂以及农业合作社形式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利用集体积累和银行贷款等途径发展了一批合作工厂,后来在企业改革中,把原来的一部分小型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提高了企业活力。在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贵州塘约合作模式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合作经营模式,也应大有作为。

  “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38]股份制的出现带来了企业组织形式和资本组织形式的新变化。股份制使单个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单个私有者的企业转变成社会的企业,私人资本取得了社会资本(即社会集资)的形式,并与私人资本相对立,使资本增殖的职能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劳动也已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在更大规模上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制企业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消极扬弃。然而,股份制客观上为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准备着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要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相互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39]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条件下,可以利用股份制形式,增强公私资本的积极性和流动性,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但绝不可以妄断股份制就是公有制。股份制企业的性质是由控股权决定的。在当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坚持公有主体型的产权原则,确保公有资本的控制权,这样才能扩大和巩固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40]

  3.信用和银行制度是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有力杠杆。“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41]资本的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会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首先,“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生产者。”[42]其次,银行制度(信用制度)缩短了从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加速了消费,调节了生产资本的分配,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43]信用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资本的联合,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而且为社会主义生产准备了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这种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银行制度造成了社会范围的公共簿记和生产资料的公共的分配形式。”[44]合作工厂、股份公司以及银行制度所造成的公共分配的形式,尽管它们只是形式而已(实质上是私人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关系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要当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45]也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信用制度会消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形式,虽然建立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基础上,但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还存在,因而信用还大有作为。但必须注意到,信用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愈来愈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46]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方面要通过发展信用制度,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大金融监管力度,坚持信用工具适度创新的原则,限制信用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预防脱实向虚、信用欺诈和金融危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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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纵横》 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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