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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公平正义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时间:2017-06-15 08:32:00

  公平正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和社会法治的根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①。马克思主义穿透唯心史观和资本主义公平正义的虚幻迷雾,深入到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中寻找公平正义的根源,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公平正义的最终归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有的长期关注公平正义主题,并就此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方法和新举措,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但也存在不少错误观点。当前,辩证看待并合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公平正义思想,既有利于我们坚定“四个自信”,进一步推动中国公平正义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也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并坚决批判他们的错误,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一、为何要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

  与中国公平正义事业推进实践落实和理论创新的同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也就公平正义研究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观点和新方法,而我国学界在研究公平正义时受罗尔斯甚至哈耶克等自由主义公平正义的影响太大,深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很少。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是批判错误观点、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需要,也是及时跟踪交流对话、回应国外公平正义研究的需要,还是吸取历史教训,反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俄罗斯社会倒退的需要,更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需要。

  1.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需要

  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也是马克思的毕生信念和追求。人类如何能够长期和谐稳定幸福地生活是古今中外许多思想家努力思考并力图加以圆满解决的重大问题。纵观古今中外思想史,在这个问题的探索上,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主要推崇“性善论”②,但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大多主张“性恶论”③。“性善论”主张“仁政”,强调“以德治国”,“性恶论”主张“严法”,强调“依法治国”。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中外哲学家们都只是为了维护现存的社会及其制度而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是要打破旧世界开辟人类永久美好的新社会。“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如何改变世界?同以往哲学家或抽象或机械阐释社会公平正义不同的是,马克思认为人与环境是互相影响的,“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⑤马克思在科学吸收前人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深入探究资本主义发展,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进而强调只有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私有制,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长期和谐稳定幸福地生活的公平正义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马克思既不是“性善论”,也不是“性恶论”,他超越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狭隘与偏见,是强调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公平正义”观念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

  2.回应国外公平正义研究动态的需要

  马克思穿透抽象讨论公平正义的迷雾,深究公平正义的经济根源和制度症结,以及通过革命生产方式实现公平主义的现实可能,因而没有留下公平正义的专题论著。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在解读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过程中,围绕马克思是否有公正(公平、正义)思想、是否拒斥正义、是否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形成了持久而广泛的讨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至今争论了40多年。1971年罗尔斯出版《正义论》后,公平正义问题就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主题,几乎涉及所有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曾跌入低谷,公平正义的议题也受到冷落。然而,资本主义连续受到1998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社会主义中国却一路高歌猛进。这种现实落差引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和进一步升温,公平正义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其理论和实践也成为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共同话题。各派学者观点纷呈,激烈交锋,形成了许多值得探讨和学习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也出现了歪曲和肢解马克思的倾向。中国公平正义研究,极大地推进了公平正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我们有必要也有能力对正确思想进行合理借鉴,同时对错误思想与思潮进行交流、对话和批判。

  3.反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俄罗斯社会倒退的需要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社会状况发生了剧变,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苏联解体对俄罗斯人民而言,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的问题。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曾经明显倒退,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治制度带有典型的寡头资本主义性质,少量寡头掌控着经济命脉,左右着国家产业布局;二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物质和金融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3%的富豪掌握了70%的国民财富;三是社会晋升渠道受阻,社会紧张度上升,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工作、生活和发展等社会满意度逐年下降;四是工人阶级受到歧视,临时工人阶层处境悲惨,体力劳动受到歧视,社会地位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五是犯罪率上升,资本流出,大量工厂停工,工人失业,人均寿命曾急剧下降⑥;六是国家解体,经济倒退甚至产生了技术退步的效应。俄罗斯的倒退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长期性的、毁灭性的打击,仿效西方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彻底失败,自由、民主、文明的美梦破碎,公平正义更是荡然无存。久加诺夫和米罗诺夫等左翼政党领导人基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所开展的公平正义的制度设想和学者们基于解体前后的落差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可以深化对21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公平正义思想的时代价值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⑦坚持“四个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于历史积累和现实优势,也来自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和支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大潮中,四个自信的树立,还来自于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与比较。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同根同源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也在关注人类命运和社会发展,在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中,他们对公平正义的思考与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辩证看待并合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关于公平正义的正确观点,有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有利于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利于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利于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价值

  党的十八大指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与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实现公平正义,才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优越性。什么是公平正义?如何实现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事业的优势又是什么?在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对比研究的过程中,“真理愈辩愈明”,能让我们在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实践丰富内涵理解的基础上,坚持道路自信。

  第一,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本质内涵,坚定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呈现多点面结合的特点,不仅领域宽,而且对诸如公平正义等问题的研究有的比较深入,虽然有的研究也有瑕疵和不足,但是,从整体上看,他们毕竟注意到了多角度的分析视野,尤其可贵的是常有争论和辨析,真理往往是愈辩愈明,并且大多肯定、赞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因此,激烈争论背后透视的是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理论的科学价值和真理的光辉,这当然可以成为我们全面分析和深入把握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不可或缺的一种理论资源。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无疑有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本质内涵,有利于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以及向哪个方向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诉求的共识,坚定公平正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同就有利于进一步形成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有利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第二,理清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之争的实质,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道路自信。马克思与公平正义究竟有何关系?围绕这个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展开了四个方面的详细讨论。马克思支持还是拒斥正义?马克思有没有批判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共产主义还需要正义吗?马克思是否反对分配正义?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形成了相似或者对立的观点。关于马克思是否支持正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形成了著名的“塔克尔—伍德论题”和相互对立的观点。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而空谈公平正义等道德理想,是“陈词滥调的见解”和“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的废话”。⑧因此不屑于批判资本主义虚伪的公正。资本主义的不公正显而易见,他穿过人道主义迷雾,认为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是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的根源。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过程中最终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分配正义有助于调节生产正义及至整个生产环节的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在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发挥公平正义的调节作用,以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产品的分配。上述四个方面的争论,表面上来看,是依据马克思原著而丰富或者重构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事实上有的却肢解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深层目的。我们在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研究时,不能为其表面的新颖所迷惑,更不能以此来矮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理论和实践。

  2.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观上希望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确实提出了一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有见地的见解”。同时,“又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遭到忽视乃至偏离的问题,冲破了苏联模式教条主义的束缚”。⑨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学者之间在一些具体观点上尽管还有诸多分歧,但是,其本身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重视,而且从不同的视角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及其真理性。深入了解并批判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公平正义思想,无疑有助于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一,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启示价值。公平正义是马克思一生的诉求。马克思深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的劳资对立和根本矛盾,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法权的虚伪本质。尽管在文本中,马克思只是批判抽象正义,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认为正义是过时的语言。马克思不仅为实现公平正义提供了理论指南,而且积极投身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事业,以实际行动体现着对公平正义的追求。“马克思恰恰是把他一生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很大一部分著作和很大一部分科学研究用来嘲笑自由、平等、多数人的意志,嘲笑把这一切说得天花乱坠的各种边沁分子,用来证明这些词句掩盖着被用来压迫劳动群众的商品所有者的自由、资本的自由。”⑩

  第二,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研究具有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方面的交流对话的时代价值。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公平正义的关注不仅仅广泛涉及资本批判,也涉及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他们实际上已经开启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问题域,而这也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问题域。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公平正义主题所瞄准的理论焦点和实践问题,是当前推进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所需要关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他们的研究视域和策略路径是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密切关注和重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研究形成了许多系统的、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成就,必然会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系统地理解、检审和批判吸收那些有益的成分。因此,深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问题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可以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研究视域,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更加宽广的“天地”。

  3.发展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

  任何社会制度、体制和机制,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内在地要求上层建筑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样才能够不断适应和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无论是佩弗、布坎南,还是罗默、柯林斯,等等,都主张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审视社会制度的变革。他们关于公平正义的研究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个基本道理。认真梳理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基本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发展的方向、进程和需要作出的具体努力。

  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学者也关注人类命运和制度的不断完善。他们关于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具有不同的视角,学派之间以及同一学派的不同学者在不少问题上还有重大分歧,但是,在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取向上,与西方自由主义公平正义研究学者相比,很多与马克思的主张比较接近。比如对理想社会的诉求,大部分学者赞同社会主义,或者认为社会主义是替代资本主义的有效选择,尤其是生态等全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这种主张更加鲜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局限是很难在制度内得到突破的,只有通过替代性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构来解决。例如,福斯特等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思想旨在通过人们的努力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哈贝马斯等以市民社会为背景、以交往理性为基础、以程序正义为本质的正义思想,等等,是我们建构完善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启示源和资料库。

  第二,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完善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外在因素的刺激和内在的动力机制都是不可缺少的。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研究学者对诸多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形成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观点,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部分展现在他们的研究之中,其所包含的有争议的话题本身也是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凸显中国特色优越性的重要方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应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从中吸收和借鉴有益的东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11)重视并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公平正义等重要问题的研究,能够启发我们坚定制度自信,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进一步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4.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

  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研究学者大多从制度批判、资本批判中去探讨资本主义公平正义的虚假性和马克思公平正义的观点,系统梳理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公平正义的虚伪本质,这无疑有助于我们积极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一,认清价值观之争的实质乃阶级利益之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公平正义问题上的阐述,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但是,也始终体现着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妥协。例如,霍耐特作为法兰克福第三代批判理论家,还扛着批判的大旗,他将社会批判和正义批判结合起来,努力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悖谬。但相较于前人,他的态度已大为减弱,其肯定现代工业文明已多于否定,认同现代工业文明多于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作为对工具理性的“扬弃”,揭示和批判了工具理性给人类带来的异化和压抑,谴责其造成的技术崇拜骗局和拜物教泥沼及其所导致的人的片面的、单向度的发展,但是他所指认的公共领域、生活世界、市民社会等,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很难寻到它们的对应之物,并不适用于我国的政治法律建设和社会结构优化。总体来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在阶级立场上的摇摆不定,背后是阶级利益的模糊。由此反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的现实,凝聚了人民群众对未来的美好向往。我们有信心、有底气弘扬比资本主义价值观更为优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认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紧迫性。尽管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丰富了人类思想宝库,我们也可以从中觅取到一些中意珍宝,但他们思想的实践基础毕竟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一世界正处在衰落的过程中,这更加显示出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任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引领社会全面进步,对于集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12)我们对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着力,既要认清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与资本主义公平正义观的本质区别,又要从人类文明成果的延续性上,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性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上,坚持实事求是,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的合理成分,借以积极培育和践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的局限

  马克思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社会历史时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13)。的确,公平正义思想的产生,只能从物质生产环节中去寻找根源;公平正义的实现,也只能通过生产方式的变革才能逐渐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公平正义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有的也就公平正义的实现提出了许多美好的规划。但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大多是把唯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局限与缺陷是十分明显的。总体来看,他们未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未能坚持马克思公平正义的根本立场观点,也未能及时反映中国公平正义的新进展。

  1.未能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

  研究、阐述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之一,同时也是长期存在争议的主题之一。围绕“马克思与公正”,国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并且,罗尔斯、胡塞尔、柯亨、罗默、胡萨米、罗伯特·塔克尔、艾伦·伍德、布坎南、诺齐克、沃尔泽、桑德尔、斯宾塞等著名学者都卷入其中。真理虽愈辩愈明,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整体把握,总体上存在误解甚至曲解。(14)

  第一,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拒斥正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中,长期存在马克思是否具有正义思想的争论。罗伯特·塔克尔和艾伦·伍德等人认为,在马克思原著中“找不到任何确切地阐述权利或正义思想的真正努力”,认为“马克思拒斥正义”,形成了著名的“塔克尔—伍德论题”。胡萨米、布坎南等人虽然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拒斥正义,并着力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但他们实质上也都未能全面准确理解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正义’、‘人道’、‘自由’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15)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正义原则的虚伪性,并表达了无产阶级的正义要求及实现的基本条件和根本途径,就是消灭剥削、消灭奴役、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

  第二,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未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个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6)伍德据此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交易的正义性在于:交易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生成,并在总体上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相协调。”(17)塔克尔也据此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符合正义原则。胡萨米虽然对此进行了批判并认为,“他们的这一观点主要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段落上”,容易断章取义,并且“他们所依凭的基础却是虚假的——它出现在马克思清晰地讽刺资本主义的语境中”。(18)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是显而易见的。马克思穿过人道主义迷雾,深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作为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的根源,一生都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此外,马克思的正义思想超越了分配正义的局限,是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有机统一。

  第三,有的学者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反对分配正义”。马克思认为,正义不是由分配方式决定的法权观念,而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关系。“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19),因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20)有学者据此错误地认为,马克思反对分配正义。然而,马克思认为,“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21)马克思所反对的分配正义,是撇开物质生产实践,来抽象谈论的分配正义问题,并把分配正义说成是唯一正义。显然,就整个马克思学术体系来说,马克思不仅并不否认分配正义的合理性,而且是将分配正义与生产正义有机结合起来,强调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分析解决正义问题。

  2.有的未能彻底坚持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与观点

  公平正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公平正义实现的程度如何,主要取决于实现它的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决定的生产方式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根本矛盾,要求公平正义就会无从谈起,只是虚无缥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提高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这一根本任务,公平正义也只是空中楼阁。总体来讲,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公平正义的思想高估社会道德积极作用,没能彻底坚持马克思公平正义的根本立场与观点,有的消解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唯物史观。

  第一,有的高估了公平正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确,中外阶级斗争的历史用血和火的残酷历史证明,人们的社会地位,特别是经济和政治地位,只能由物质牛产关系来决定。包括公平正义在内的社会道德规范虽然能够采取说教的方式,通过感化的力量来规范个人行为,调整社会秩序。但在穷凶极恶的资本面前,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都是软弱无力的。因此,马克思不屑于离开生产方式就公平正义作表面文章,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不关注社会道德或者社会正义,他们早就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22)佩弗建构的道德社会学、布坎南建构的马克思正义理论、罗尔斯提出的正义原则、高兹首倡的生态正义,等等,他们试图用社会正义来重构阶级关系,忽略了社会发展中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也掩盖了阶级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对立。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贫富分化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南北对立,就赤裸裸地证明,阶级社会中的公平正义的实现过程也就是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的过程。

  第二,大多不提阶级分析,瓦解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力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但资本主义绝不可能主动消失,要由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来实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公平正义,大多只谈社会改良,不提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只谈社会正义,不提社会革命;只提道德要求,不讲社会变革。不管是基于立场还是自保,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们都没有提出能够触动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利益的、对普通群众切实有利的方案。指望为资产阶级代言的政府按照社会正义原则来治理社会,完全是痴人说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实施更优厚的福利政策,也主要是出于赢得选票和巩固统治的需要,而绝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公平正义理论,一方面为统治阶级依靠福利制度来削弱阶级对立、缓和矛盾提供了辩护说辞;另一方面,转移了无产阶级的注意力,消解了他们阶级斗争的意志,也瓦解了他们联合起来革命的力量。

  第三,有的消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足于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入考察,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去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和未来。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包括社会道德和政治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基础。社会的根本变革,只能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阶级对立没有消除、共产主义没有实现之前,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不会自然达到理想状态。同一般的道德主要规范个人行为不同,公平正义更体现为一种政治原则,需要政权和制度来保障。脱离实际的生产生活和群众的真实需求,空洞地、抽象地探讨公平正义,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此外,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正义的不少研究成果,打着重构马克思的公平正义思想的旗号,实际上肢解了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的科学理论,迷惑了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

  3.未能准确理解把握新中国公正事业的成就

  客观地说,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对公平正义的认识存在一定差异,本应无可厚非,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公平正义的探讨本来就带有抽象性与妥协性,但是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还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公平正义的理论与实践,也就不可能及时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公平正义事业的新进展。

  第一,中国的公平正义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新中国的成立实现了劳动群众翻身做主的历史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完善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则通过不断地提升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公平正义。积贫积弱不可能公平正义也不是公平正义,虚伪法权也不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能一蹴而就,既要立足国情把推动发展作为前提,又要同时注重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得到实惠更多”(23)。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思想就是对公平正义的更加实际的尊重和保障。因此,我们要在历史进程中准确把握中国公平正义事业的发展进步,要在前进和发展中展望并努力实现更好的公平正义。

  第二,中国公平正义思想的理论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24)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25)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其实现程度既要从发展的角度理解,又要从政策制度的设计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环境的营造;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三步走战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发展方略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是将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与中国改革创新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精准扶贫”的微观设计,到“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无一不体现当代中国实实在在的公平正义。

  第三,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中国具有误解甚至曲解。中国公平正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的前提下,对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实践、发展和创新,应当成为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宝库。只要认真到中国走走看看,就不可能看不到中国公平正义事业的巨大成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公平正义的学者,有的放大中国的城乡差距与腐败问题,有的否定中国公平正义事业在整体上、全局上的发展进步;有的虽然承认中国的发展成就和对世界的影响,但是将其简单地、片面地归结于市场经济的功劳,有的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有的围绕抽象的概念不断地解构和重构,有的自诩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不少学者甚至不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有的陷入了西方“普世价值”的陷阱,不深入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调查研究,也不能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提出行之有效的改革方案,因而他们的理论大多是脱离实际的书斋学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公平正义事业发展进步所取得的实践成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所开创的公平正义事业最实际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有这个自信。面对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对马克思公平正义思想的误解甚至曲解,我们应当在“一体两翼”(26)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思想研究的基础上,积极与其对话交流来回应之、反驳之。

  作者简介:冯颜利,196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公平正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重要价值。及时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公平正义思想的新动态、新观点和新方法,对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立足于中国公平正义事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公平正义的合理内容,既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提高鉴别和批判错误思潮的能力,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等“四个自信”,又能汲取精华为我所用,助力中国公平正义事业向着更全面更实在的“看得见”的方向发展。

  原发信息:《国外社会科学》第20171期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的历史时期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实证研究”(11AZD040)、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双重视阈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研究”(12AZD001)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发展史”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第151页。

  ②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是性善论,但是荀子、墨子和法家则主张性恶论。

  ③西方占统治地位的是性恶论,但是卢梭、康德则是性善论者。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⑤同上,第13页。

  ⑥“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男性人口的人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0岁。”参见朱玲:《苏联解体后谁安抚了俄罗斯》,《人民论坛》2006年第24期。

  ⑦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⑨徐崇温:《怎样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兼谈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缘起和论争》,《北京日报》2015年1月19日。

  ⑩《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10页。

  (11)冯颜利:《在合理借鉴中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民日报》2015年7月24日。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4日。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1页。

  (14)王玉鹏、冯颜利:《马克思与正义:国外学者观点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4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25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9页。

  (17)Allen W.Wood,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Vol.1,No.3(Spring),1972,p.265.

  (18)[美]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5期,第1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20)同上,第19页。

  (21)同上,第20页。

  (2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第5~6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14页。

  (2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页。

  (26)冯颜利、张朋光:《“一体两翼”:不断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5期。

来源:安徽理论网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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