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管子》文献，充分体现了这五点。

　　连续性

　　《管子》书，有一个特色，重视历史继承与借鉴，表现在两个方面。

　　继承“国家形态”文化。夏商周以降，中华民族的“国家形态”文化，历经1300余年的创造与发展，愈益系统。尤其周王朝《周礼》为标志的国家形态文化，进一步形成新型国家体制。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形态的文字记录。齐桓公拜管仲为上卿，沿用《周礼》体制，在海岱之间经略、开发、发展，推动齐国社会不断进步。

　　善于借鉴历史。管子理政，善于借鉴历史。统计《管子》一书，借鉴历史，累计约143处。引用尧舜禹，凡40见；引用殷商，凡12见；引用“先王”，79见；还引用了很多历史典籍，如：《诗》《泰誓》《春秋》《故记》《周书》《道若秘》等。这些被引用的典籍，皆早于孔子编纂“六经”。

　　创新性

　　管子相齐，恰逢历史拐点，社会经济迅猛发展。齐国率先步入先进行列，其奥秘，就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梳理《管子》书，创新累计百余项，可圈可点者分为两大类。

　　政治创新。《管子》中著名的“四维论”，创新了意识形态。《立政》篇，修补了行政机构的短缺机制。《士农工商》篇，提出“石民”制度，创新了人口政策。《五辅》等数十篇，提出了“孝悌论”，阐述了孝文化新论，推动孝文化发展。《六亲五法》篇，提出“言堂满堂，言室满室”，主张广泛听取意见。《桓公问》篇，提出建置“啧室之议”，创建了监察机制。

　　经济创新。《管子》中的经济创新多达数十项，深刻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官天财”“官山海”“官四壤”等创新项目，为开发经济资源、增加生产种类、扩大生产范围、促进生产力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分配领域，实施新的土地分配、赋税制度，“相壤宜”，推行“相地而衰”，依据土地优劣，制定赋税等级，这是超越“井田制”的最新土地和赋税制度。商业方面，创建市场，按人口疏密，建置各级各类市场，称之为“市、暴、部、聚”，促进商业交流，满足社会生产和生活需求。创建很多新币种，划分上、中、下三币，制定比率。创立轻重九府，形成中国特有的古代经济学。

　　统一性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管子》名言。每一次会盟，都遵循一个原则，加强统一。召陵会盟（公元前656年），批评楚国蔑视周王室，没有缴纳“包茅”之贡；齐燕会盟，要求燕国推行“召公之政”。召公是周武王弟弟，首封燕国，“令燕修召公之政”，就是维护周王室的中央主权。

　　包容性

　　《管子》表现了对待各种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轻重戊》篇记载了齐国与很多诸侯国贸易故事。“鲁绨”“楚鹿”“衡山械器”等市场贸易，被管子的“粮食贸易”战略击溃。齐国本着包容的外交思想，不计前嫌，敞开胸怀，先后与鲁、梁、楚、代、莱、莒、衡山等国建立友好关系：“三年鲁、梁之君请服”“莱、莒之君请服”“三年而楚服”“三年而代服”，衡山“奉国而归齐”。

　　和平性

　　交往的前提，是和平友好，互不侵犯，互不对抗。齐桓公、管子坚持原则，并为创造“和平”局势作出了极大努力。

　　确立亲邻路线。《小匡》篇提出：“反其侵地，正其封界；毋受其货财，而美为皮弊，以极聘覜于诸侯，以安四邻。”这条亲邻路线包含4项政策：归还侵占各国的土地；订正邻国边界；不再接收货财，即拒索贡金；拿出经费，聘问各诸侯国。这是实实在在的安邻政策。《小匡》篇记载，齐国向鲁国归还了侵占的常、潜两地，向燕国归还了侵占的柴夫、吠狗两地，向卫国归还侵占的台、原、姑与柒里等地。这一举措，改善了三个邻国关系，齐国“四邻大亲”，赢得良好的和平局势。

　　为正义而战。管子提倡和平，甚至交战，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齐桓公对“沈乱，不服于天子”的诸侯国发动战争，东救徐州；救鲁伐蔡；联合宋、郑而伐楚，责令楚国“贡丝”于周室。周王室四边遭遇外族武力骚扰，齐桓公敢于担当，不辞万里，发兵抵御。在中原，援救晋公，擒获狄王，打败胡貉，攻破屠何，征服了骑寇。往北攻伐山戎，制服令支，斩杀孤竹，征服九夷。往西征战白狄，直到西河，乘筏渡河，到了石枕。又悬吊兵车、越过太行山，拘捕大夏之敌，征服西虞之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和中原诸侯各国，全都与齐国建立了友好关系。直到孔子时期，仍然维持四邻安定。孔子称赞：“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作者：周怀宇 崔兰海，单位：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