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家国情怀的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诸流派都有其历史作用。儒学强烈的家国情怀，历来为世人所公认；而道家和佛家的家国情怀尚未被世人充分认识。例如清代思想家唐甄在其所著《潜书·性功》篇中，就曾提出“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若果真如此，佛家和道家自无家国情怀可言。但儒、道、佛三家的家国情怀其实是各有千秋，而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

　　一

　　儒家的家国情怀基于先秦儒家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

　　相传为曾子所作的《礼记·大学》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在其所著《大学章句》中，对《大学》的中心思想作出概括，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大学》之纲领”，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之条目”，后世称为“三纲领八条目”，简称“三纲八目”。儒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是“为己之学”，即注重儒者自身道德修养的学问，而这“三纲八目”将儒者自身的道德修养与家国情怀联成一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身”的途径，儒者应当以修身为本，“修身”的目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而最高的道德境界必须落实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体现了儒家的家国情怀。

　　基于“三纲领八条目”这个根本理念的家国情怀，被后世儒家不断发扬。儒家思想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宏伟抱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濡染、浸润着历代炎黄子孙，对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形成和发扬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

　　当儒家、墨家、法家等学派力倡有为于天下之时，老子却标举“无为”。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宁、人心的焦灼不安，老子身怀济世救人的一腔热忱，在静观默想之间，为当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无为而无不为”这种高明而深邃的智慧。

　　老子对于当时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看法是，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们没有尊重事物的内在本性，没有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从而打破了事物之中本来存在的平衡与和谐。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无为”——顺其自然，使万事万物恢复其本性和秩序。《老子》这部看似玄虚的论“道”著作，从汉代司马谈、班固开始，就指出它是一部讨论治国方略（“君王南面之术”）的书。唐玄宗李隆基御注《老子》，进一步突出了书中“理身理国之要”的主题。《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圣学》记载：宋太宗读老子之书，对身边的侍臣赞赏老子的“无为”智慧，说：“伯阳五千言，读之甚有益，治身治国，并在其内。”可见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智慧。《老子·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十章》还曾设问：“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对此的回答则见于《老子·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顺应大道，无为而治。在他看来，治理国家、安定天下，不必费尽心机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措施，而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实现天下大治。关键是“我”（侯王）要遵循自然无为的法则行事，让各种事物按照其本性去发展，而不要横加干涉；让每个人无拘无束地成长，而不要扼杀其生命本性和创造才能。从老子的这些议论中，从他的诸如“爱民治国”之类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无为而无不为”之说中寄托的家国情怀。

　　道家的另一位创始人庄子，因其“齐万物”“同死生”“泯是非”等思想，在历史上曾被视为崇尚虚无、消极遁世的典型代表。后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必己》的注中，就说庄子“轻天下，细万物，其术尚虚无”。其实，正是《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了“内圣外王之道”，认为人内心的道德修养是“圣功”，发挥出来救世安邦则是“王政”。这种“内圣外王之道”表明庄子并非没有家国情怀的“轻天下”者。

　　清初学者林云铭在《庄子独见》中说：“庄子眼极冷，心肠最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感慨万端。”在他看似冷若冰霜的“冷眼”后面，是悲天悯人的热切情怀。儒家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苦口婆心地规劝君王实行仁政、德治，希图以此救世。而在庄子看来，儒家的救世主张虽然用心良苦，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主张是行不通的。庄子认为，救世的根本方法在于“救心”，让人们回归淳善的本性，即“归心大道”。所谓大道，就是道家所说的天地万物的根本之道。

　　三

　　中国佛家不仅修炼“菩提心”，而且修炼“忠义心”。

　　佛学本是“出世”之学，但宋代中国佛家却多有“入世”之说。其中最典型的是宋代高僧大慧宗杲（1089—1163）提出的“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

　　“菩提心”即佛家所追求的“觉悟”之心，它代表佛门的最高智慧。“忠义心”即儒家所提倡的“忠君爱国”之心，它代表着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最高行为准则。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初，按照当时的教义，“菩提心”与“忠义心”是不相容的。因为佛教徒乃是脱离了世俗生活的“出家”“出世”之人，已不再具有世俗社会的“忠君”“孝亲”等义务，不再具有“家国情怀”。而宗杲则将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引入了佛教。当时由于金人大举南侵，“忠君”和“爱国”成为宋代社会最重要的行为准则。宗杲正是适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明确提出“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认为佛家追求的“菩提心”与世俗社会提倡的“忠义心”（忠君爱国之心），名称虽异，但实质相同。在这方面佛门弟子与世俗民众之间，不存在“出世间”与“世间”的区别。宗杲还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他认为就忠君爱国而论，“出世”的佛门弟子与“入世”的士大夫同样责无旁贷。

　　不但要忠于君，而且要孝于亲，“忠”与“孝”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这本是封建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观念，也是儒家的思想，宗杲却让它成了佛门教义。《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四云：

　　未有忠于君而不孝于亲者，亦未有孝于亲而不忠于君者。但圣人所赞者依而行之，圣人所诃者不敢违犯，则于忠于孝，于事于理，治身治人，无不周旋，无不明了。

　　宗杲不仅强调了“忠”与“孝”的一致性，而且将提倡忠孝的儒家圣人之言，视为佛门弟子的行为准则，认为只要身体力行儒家圣人的“忠孝”之教，也就达到了佛门修行的极高境界。这不仅表明了宋代佛学对儒学的“靠拢和依附”，而且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佛教的世间化传统和佛教徒的家国情怀。

　　这种世间化传统和家国情怀，在当代中国佛教代表人物赵朴初的“人间佛教”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赵朴初毕生追求“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在1983年12月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赵朴初作了题为《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的报告，明确提出“人间佛教”思想：

　　在我们信奉的教义中应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它的基本内容是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自利利他的广大愿行……佛陀出生在人间，说法度生在人间，佛法是源出人间并要利益人间的。我们提倡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要奉行五戒、十善以净化自己，广修四摄、六度以利益人群，就要自觉地以实现人间净土为己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崇高事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此处提出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表明了人间佛教期盼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家国情怀。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赵朴初说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中国的佛教”而非“在中国的佛教”。他还说中国佛教“流传最广的宗派”禅宗，“高标‘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态度”，体现了中国佛教的特色。赵朴初的相关论述虽然没有使用“家国情怀”这个词语，但他所说的正是中国佛教世间化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他在《中国佛教协会三十年》中提出：“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可以说，赵朴初使“菩提心则忠义心”之说得以发扬和升华，使中国佛教世间化的优良传统和家国情怀得以发扬和升华。

　　简言之，就家国情怀而论，儒、道、佛三家虽形态有别，却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正由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都心系天下、志在报国，都具有或强烈或深沉的家国情怀，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培育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家国情怀的民族文化。唯其如此，当我们在全社会弘扬家国情怀时，儒、道、佛和其他学派的优秀思想，都能成为我们可贵的精神资源。

（作者：余秉颐，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