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淮河文化论坛发言摘登（下）

　　编者按 　

　　12月14日至15日，由光明日报社、省委宣传部主办，省社科院、省社科联、淮南市委承办的首届淮河文化论坛在寿县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华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淮南市委书记沈强，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陆先高致辞。围绕“淮河文化的时代价值”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张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山东省社科院党委书记唐洲雁等专家学者作主旨报告。

　　淮河文化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贡献

　　陆勤毅

　　考古资料说明，淮河流域自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存活动足迹，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逐渐在淮河干支流沿岸定居下来，并不断繁衍生息，创造出独特的区域文化，显露出多彩的文明曙光，为中华文明的产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农耕文化的基础。淮河流域原始农业出现于距今约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其栽培作物以水稻、粟为主；至龙山文化时期小麦也开始出现。自裴李岗文化起，石制农具就占有相当数量，如石铲、石斧、石刀、石磨盘等，还有大量骨、蚌制农具。

　　二是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技术进步的基础。陶器制作技术的发明表明熟食已成为日常生活方式，是人类技术进步的划时代成果。裴李岗文化大型陶器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并开始使用陶窑烧制。至大汶口文化时期，制陶逐渐采用轮制法，器形控制更加规范。玉石器制作中对切割、磨光、钻孔等技术的掌握，成为后世许多技术领域的开山之作，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萧县金寨遗址中出土过玉石制品数百件。青铜冶铸在4000年前的淮河上游地区开始出现。

　　三是家畜饲养业的发展奠定了定居生活的基础。狗和猪是淮河流域最早被驯化的动物，羊和牛也可能在7000年前就被驯化。贾湖遗址中狗骨架多数发现于单独的小坑或墓葬之内。至大汶口文化时期，羊、鸡、牛也被相继驯化和饲养，并用猪头、牛头或整狗随葬，在邳州大墩子等遗址还发现饲养超两年的猪，印证了家畜饲养业的兴盛。

　　四是建筑和聚落的出现奠定了城市文明的基础。淮河流域环壕聚落早至8000年前就已出现。泗洪顺山集是早期最大的一处环壕聚落，面积达17.5万平方米。而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蒙城尉迟寺遗址，在约10万平方米范围的聚落周围有一条大型环形围沟。至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台基式建筑。淮河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城址如郑州西山、固镇垓下等，明显存在由大型环壕聚落演变而来的痕迹。

　　五是原始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基础。淮河流域相关原始宗教的遗存和遗迹发现不少，主要为自然崇拜、龟鸟等动物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祭祀活动所举行的仪式等，这就产生了一些能够从事这项活动的“专业人士”，他们掌握着人与神沟通的特权，成为“特权阶层”。用龟、狗、猪、牛等动物献祭是常见的现象。人牲与人殉是淮河流域距今5000年前后出现的新特点。

　　六是音乐的出现奠定了精神文化的基础。中国传统乐器分为“八音”，在商周时期就已达到成熟的阶段。贾湖遗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的骨笛为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乐器，也是乐阶最为完善的早期乐器之一。骨笛由丹顶鹤的翅骨制成，早期为五孔，后逐渐发展至八孔，分别可以吹出四至七声的音阶。陶鼓在距今约7000年前开始出现。石磬也是淮河流域使用的一种打击乐器。

　　七是天文地理知识的掌握奠定了科学技术的基础。淮河流域大部地区以平原为主，易受洪水侵袭，先民们在选址定居时，能够根据已掌握的天文地理知识发展出一套科学的居住模式。淮河流域内的先秦时期聚落多为一种土台式结构，俗称为“堌堆”，现存高度一般在2米至5米，房址门多朝南。发现的城址也多采用依山面水、座北朝南的方式以避寒风向暖阳。

　　八是审美观念的出现奠定了艺术生活的基础。自裴李岗文化起就出现了一些动物或人物形的小型泥塑偶像。双墩遗址出土的一件泥塑人面像，就塑造出一副清晰的面庞，面颊还有纹面的痕迹。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动物形陶塑造型更加生动活泼。彩陶在距今6000年前后开始在淮河流域流行。至龙山时期的一些器物造型和纹饰已经成为夏商青铜器相应的母型了。

　　九是刻画符号的出现奠定了文字萌芽的基础。贾湖遗址发现14件刻画在龟甲、兽骨、石器或陶器上的符号，有一些与甲骨文写法类似。双墩遗址及其周边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有600多个，大多刻画在碗底。学术界认为蚌埠双墩遗址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大汶口晚期出现的刻画符号和龙虬庄刻文可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淮河流域的代表，尽管无法辨识，但无疑有着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

　　十是文化交流加速了中华文明诞生的步伐。淮河流域介乎黄河、长江两大流域之间，发挥着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淮河流域本身有着独具特色的本流域文化，并得以通过这个平台吸收周边文化因素并向外传播本区域文化。新石器时代淮河文化开放和包容的特点是有效推动南北文化交流的核心因素。(作者系安徽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安徽省社科院原院长)

　　建立隋唐运河水文化生态博物馆的构想

　　宋豫秦

　　2019年7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这是继申遗成功之后，大运河保护和利用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隋唐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皖北地区是隋唐运河通济渠的流经之地，河道长达180公里，目前尚保留有水河段47公里，无水河段约133公里。由于隋唐运河柳孜码头和泗县段河道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因而通济渠皖北段在整个隋唐运河体系中具有独特的价值。结合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布局，我们认为，依托皖北现有的运河河段，安徽可以建立隋唐运河水文化生态博物馆。

　　水文化是指人类围绕水和水事活动所创造的生态文化的总称，既包括精神层面的，也包括物质层面的，前者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后者主要包括水利工程、节水技术、水景建设等经济基础领域。水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生态文化宝库中的奇葩，对于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博物馆是以某个特定区域为单位的“活态博物馆”，其生态的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面世以来，由于其对传统博物馆的结构和功能作了拓展和升华，所以在欧美国家得到较快发展。1995年中国和挪威两国联合在贵州省六枝特区梭戛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

　　隋唐运河的起点在洛阳，主要由通济渠和永济渠南北两个支渠构成。其北支永济渠通达涿郡(北京)，南支通济渠流经河南、安徽、江苏、浙江而通达杭州。在皖北建立隋唐运河水文化生态博物馆，主要出于如下几方面的考量。

　　第一，有利于弥补水文化研究和展示平台的缺失。以往的水文化研究或局限于思想文化等“形而上”的层面，或主要关注于具体的水工建筑等“形而下”的层面，至今尚缺乏一处综合性的、具有应用价值的水文化研究和展示平台。皖北不仅保留着丰富的运河文化遗存，而且尚有长达47公里的古运河河道，因而是打造水文化生态博物馆的绝佳场所。

　　第二，有利于为应对水资源危机作贡献。皖北隋唐运河流经的淮河流域地势平坦，水网密集，堪称我国农耕文化的荟萃之地，也积淀了颇为丰富的水文化精华。由于以往对水文化中包含的集水模式和节水技术关注甚少，甚至包括新疆坎儿井、沿海“御咸蓄淡”工程、稻田养鱼、庭院雨水收集以及山水城市营建等水文化遗产也多遭尘封。鉴此，潜心打造一处具有集大成意义的水文化生态博物馆，使之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一处水文化科研和推广中心，可以为应对水资源危机作出独特贡献。

　　第三，有利于运河水文化的活态传承。建立皖北隋唐运河水文化生态博物馆，可以将现存47公里的通航河道视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将沿线码头、桥梁、沉船、民居、民俗等文化遗存视为这个“活的有机体”的有机组分。这就有利于发挥整个皖北段隋唐运河的活态属性，从而使得大量“散珠碎玉”般的运河遗迹和遗物在皖北运河上交相辉映。

　　第四，有利于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展现文化特质。在近似的自然本底和人文背景下，隋唐运河沿线各地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趋同现象。如果将传承创新水文化作为皖北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题，完全能规避重复性建设，形成独树一帜的效应。

　　第五，有利于增加蓄水量和减缓雨洪之害。自古以来，淮河流域不仅“水少”，也每每出现雨洪水灾。借助建立水文化生态博物馆的契机，恢复或部分恢复隋唐运河的废弃河道，既可扩大水文化生态博物馆的规模和内涵，也可为淮河流域新增一处容量可观的雨洪蓄积设施，可取得增加水资源蓄积量和减缓雨洪之害的双赢。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流域文化史与经济史的研究路径

　　陈锋

　　区域、流域文化史的核心概念是“文化区”和“地方”，区域、流域经济史的核心概念是“经济区”和“地方”。二者的共通性可作两面观：一方面，一个地区的文化发生与历史传承，积淀成一种有异于他区的特色文化，该区域的文化就具有了地方性。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类型有别于他区，也同样具有了地方性。另一方面，“地方”是一个特定的区域，在一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之内，文化和经济可能独自发生、发展，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二者有互动，彼此影响。

　　就区域文化而言，大致经历三个重大的变化期：一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化的孕育，二是春秋战国时代区域文化的呈现，三是秦汉以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大一统文化的形成。

　　就区域经济而言，在人类社会早期，采集与狩猎是各个部落各个区域共同的生存手段。逐步形成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区和以畜牧为主的游牧区，并进而出现中华文明圈内由北向南的三大经济带(或经济区)——游牧经济带、旱作杂粮经济带和水作稻谷经济带。这3个经济带在文化史上又对应3个文化区——游牧文化区、粟作文化区、稻作文化区。

　　就流域文化和流域经济而言，流域和区域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关联。如，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认为，秦汉以后的每个朝代都有经济特别发达或王朝特别重视的基本经济区或次一级的经济区，这些经济区，如秦汉时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基本经济区，以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长江中游地区的汉水中下游以及淮河中下游为次一级的经济区，这些基本经济区和次经济区大多与流域有关，构成区域经济的主干。区域经济的变动虽然没有区域文化的变动明显，但对区域文化的影响则是深刻的，特别是黄河中下游河道的变动对淮河流域的文化和经济的影响至为重要。区域、流域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研究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仅就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而言，还应该特别注意如下几点：

　　第一，区域文化的历史时段。一个区域的文化反映着该区特定的自然、人文境况和历史脉络，构成并呈现此区与彼区不同的特点，但不同的历史时段毕竟不同。自秦汉建立统一的王朝后，随着儒家文化的定尊，区域文化的特性在总体上趋于弱化，但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王朝割据时期，又生发出新的特性。

　　第二，区域文化的划分与区域比较。最早的区域文化划分是以大文化区为特征的，这种大区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着固有文化特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构成大文化区的自然环境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社会、人文因素则有较快的变化，导致大文化区内文化变动，即使在一个大文化区内，也呈现出文化的差异性。将不同的“区域”进行比较，以探讨不同区域的文化共性和特性，从而确立“区域”划分的合理性。

　　第三，区域文化与区域经济的变迁。区域文化的形成有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工艺水平、思想学说、社会形态、政治制度6个主要的因素。这6个要素对文化的形成有些是综合驱动，有些是单一驱动，有些较为固化，有些较为活跃。社会经济发展或变动对区域文化的变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区域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与融合研究。区域文化内涵的多样性以及区域文化的多元发展特征，不仅要求对区域文化史进行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思想的、宗教的、民俗的多视域综合研究，以期“在地理中发现文化”“在经济中发现文化”，或者“在日常中发现文化”，更为重要的是进行区域与流域的融合性研究。融合性研究既要求经济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融合，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融合、历史地理与文化研究的融合，也要求在区域文化史研究中有新的理念、新的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历史学院教授)

　　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关系

　　虞和平

　　对于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现有的研究者多认为就是淮河流域，即淮河两岸及其所有支流地域生成的文化均为淮河文化。具体说法是：淮河流域是苏、鲁、豫、皖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夏商周三个朝代建立之地。其“文化空间”在淮北地区包括旧石器时代处于“沂河上游”的沂源猿人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青莲岗、大汶口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道家学说，孔孟儒家学说，墨家学派，韩非、李斯的法家学派；秦汉以后的以寿州和扬州为主的淮南文化。对淮河文化区域的这种划分，东西两极界限清楚，但南北两翼界限之分尚可斟酌。如按照上述划分，则黄河南侧、济水流域、长江下游北侧甚至南侧均成了淮河文化的区域。淮河与黄河、济水、长江是中国上古时代被称为“四渎”的4条主干河流，尤以黄河和长江为要，也各有自己的文化。按上述划分方法，其它三渎的文化都不见了，这就让人感觉到中华文化的原始文化中似乎只有淮河文化了。因此，对淮河文化区域划分，还需要考虑淮河支流区域与黄河、长江干流及支流的地域关系和人文关系。

　　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应以淮河干流流域为主，兼及合理范围的两岸和支流地区。除以河流划分的相邻流域文化关系之外，淮河文化还有以国族地区划分的相邻地域文化。这主要有西北面的中原文化、东北面的齐鲁文化、东南面的吴越文化，以及包含着淮河的荆楚文化。淮河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部为楚国之地，寿春曾为楚国晚期的都城，其文化自然亦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又与中原地区、齐鲁地区和吴越地区之江北部分直接相连，其文化亦自然会多少不等地受到这3个地域文化的影响。淮河文化具体内容中大多属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而以广陵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应属于吴越文化。因此，从源头上来说，淮河文化由这4种地域文化的交汇而成，其文化特质主要有：多元性、双边性(上中下游)、依附性、兼容性和开放性。

　　现有的淮河文化研究，较多涉及淮北的黄河文化，较少涉及长江文化。其实，淮、江文化的连带关系，从淮河地区纳入楚国之时就已存在，且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分，而荆楚文化的主体因素是长江文化，这时的淮河文化不能不受长江文化之影响。秦汉一统中国以后，淮河文化与黄河、长江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国的设置。它地跨长江南北，无疑促进了江、淮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其标志是由淮南王刘安主持的两部文化作品：一部是《淮南子》，它汇合道、儒、法、墨等诸子学说而成，后人将其归为“杂家”之学；另一部是《淮南王群臣赋》44篇(今仅存《招隐士》1篇)，其风格为离骚体。这两部作品典型地表现了淮河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融合还导致淮河文化的一次重要转型，即从缺少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到生成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的转变。 《淮南子》所论涉及国家治理与民众利益、制度变革之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之关系；还提出以“仁知”治国的主张。这可谓是对孔孟治国理念的吸纳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文化。此后，长江文化对淮河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入。随着隋、元时期的大运河开通；南宋以后的国家主流文化重心南移，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近代以后江南地区现代性经济和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推进了与淮河流域的经济交流，而且推进了人口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总之，隋唐之后，特别是南宋之后，长江文化与淮河文化的通融渐趋紧密，并成为淮河流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研究区域文化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当今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从深圳特区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又一个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以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要求来检讨我们的区域文化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开拓和深化。一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淮河文化和皖江文化关系，开展区域内外文化的比较和联动、互动研究。二要深化研究领域，包括对安徽境内淮河文化的研究，以淮南、寿县为中心的淮河文化带的研究，民间文化、商业文化的研究，以及外来文化融入机制的研究等。总体来说，安徽的淮河文化研究，挖掘揭示其与长江文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花鼓灯灯歌与淮河文化

　　朱万曙

　　流传于安徽淮河两岸的花鼓灯是非常典型的农耕型广场艺术。但对于花鼓灯艺术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展开，其中的一个偏向是将花鼓灯仅仅视为舞蹈艺术。实际上，花鼓灯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灯歌，因为是文字歌唱，其所蕴含的淮河文化精神更为鲜明。就已经搜集记录下来的灯歌看，它们的内容极为丰富，充分反映了淮河两岸农耕社会的底层民众所思所想、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

　　1、淮河书写。灯歌有不少是对淮河风光、民俗和灾难的书写，例如：“淮河弯弯淮水长，淮河两岸柳成行。三弯六咀十八岗，七十二道归正阳。 ”“花鼓一打连又连，怀远城就在眼面前。东山有个禹王庙，西山有个白乳泉，卞和洞里出神仙。 ”又如：“民国二十四年干得宽，长淮两岸无人烟。朝东干到东洋海，朝西干到昆仑山。朝北干到饮马泉，朝南干到落嘉山。干得奴家无生计，丈夫就把笆斗担。夜间破庙挤不下，宿到民家破猪圈。下铺地，上盖天，头下枕着半截砖。睡到三更半夜时，西北风飕飕变了天。大人冻得受不了，小孩冻得直叫喊。都因为干旱逃荒吗，诸位亲友们受多少熬煎。 ”

　　2、褒贬善恶。花鼓灯是农民的艺术，在灯歌里表达了鲜明的爱憎之情。例如，表达关爱的:“我将干哥送出门，知心话儿对哥云。不义之财莫去取，脾气要好人要稳，做人应该守本分。 ”“干哥犁田汗水流，侬家送饭到地头。大米干饭溜腊肉，小葱豆腐浇香油，干哥吃饱好使牛！ ”表现憎恶的：“提起地主实在坏，专门放些高利贷。我借他一斗还二斗，借他一块还两块。午季的麦子刚下来，地主就到我家来。口里衔着旱烟袋，手里拿个大口袋。我说今年还不起，他连噘带骂蹦起来。搂腰给我一烟袋，他把我打的顺地歪，硬逼着我把孩子卖。我买小孩还他高利贷！ ”嘲讽恶习的：“张口合口你赌的好，俺的家产哪去了？二亩水田全赔尽，小驴驹子全偷卖掉。大桌子抬去还了账，小板凳劈掉当柴烧。寒冬腊月睡芦席，没有被子盖夹袄。你可知正派人家不赌钱，赌徒怀里揣把刀？你偷张摸牌会耍赖，赌鬼们的坏点子比你还孬。要想做人先戒赌，要想过好日子靠勤劳。 ”

　　3、咏叹苦难。灯歌中有广大妇女对不幸婚姻的咏叹：“白天挑水几十担，晚上推磨到五更天。刚在灶门打个盹，狠心的婆婆就叫去烧锅。忽啦推开门两扇，天上星星还没落。急忙拿过一根绳，去到垛头背柴火。锅又大，水又多，柴火湿了对不着。两眼呛得泪潸潸，大伯子来到要吃饭，小叔子来到就掀锅。老公公要吃摊煎饼，婆婆要吃烙油馍。还要叫俺喂猪、喂鸡又喂鹅，哪一点不到就打我！ ”“十八岁大姐三岁郎，晚上睡觉抱上床。睡到半夜要吃奶，搂头给你几巴掌，是你的妻子谁是你娘！ ”“花鼓一打咯嚓嚓，恨一声糊涂的老妈妈。小侬家刚满十八岁，硬要逼着给婆家。他不认得我来我不认得他，也不问疤来也不问麻，也不问瘸来也不问瞎，也不问聋子共哑巴，只图财礼送到家，还不如拿刀把侬杀！ ”

　　4、苦中作乐。尽管农民生活艰辛，但借助灯歌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例如：“花鼓一打咯咯噔噔，四面八方来看灯。远的不过三五里，近的都是南北村。不抹胭脂不擦粉，逢年过节开开心。 ”“对花歌”一问一答，充满了生活情趣和智慧，例如：“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腿桌上坐？什么无腿闯九州？小车上山吱扭扭，扁担下山乱点头。香炉有腿桌上坐，舟船无腿闯九州。 ”

　　5、宣说情爱。花鼓灯灯歌中，情歌占的比例最大。例如，“清早起来把门开，一对蜜蜂飞进来。我看见蜜蜂想起人，羞羞答答头难抬，为什么干哥还不来？ ”“清早起来站门旁，眼泪丝丝对郎讲。昨天为你挨顿打，今天为你挨顿夯。好好的皮子打成伤，白褂子染成红衣裳。掀起褂子你望望，我舍得皮肉舍不得郎。 ”“送郎送到五里岗，我送小郎一挂炮仗。你走一里放一个，你走二里放一双。一直放到你家乡，看不到情郎听到炮响。 ”也有男子唱给女子的灯歌，例如：“远望小妹坐河坡，青石板上把衣搓。有心上前叫声妹，又怕人多不理我，我提提嗓子唱山歌。 ”

　　阅读和听花鼓灯灯歌，总令人想起明代中叶的民歌。当时的文人卓珂月曾经把《吴歌》《挂枝儿》《罗江怨》等民歌称为“我明一绝耳！ ”袁宏道在《小修诗序》中则这样说道：“吴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枣杆》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花鼓灯的灯歌正是如此。值得指出的是，灯歌不属于文人士大夫，而完全属于农民，它们浸润着淮河的水分，散发着泥土的气息，充分展现了淮河文化的内在精神和文化底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首届淮河文化论坛发言摘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