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问题的重大论断和措施，注重强调要建设美丽中国，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在自然观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对待自然的理念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十九大报告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上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表述中，其背后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支撑，体现了实践唯物主义中的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理论。本文通过评析兼评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一书中的自然观，来引出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理论，以探寻十九大报告中自然观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一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是指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这个思想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他指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¹马克思是从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人的异化的角度提出了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解放呢？随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的双重解放思想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则是从批判科技理性角度来理解的，他认为科技理性对自然的宰制和对人性的抑制是人类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的后果，并认为人控制自然和人控制人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因而“解放自然”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意义。“当前发生的事情是发现(或者主要是重新发现)自然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是一个同盟者，在剥削社会中，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解放的手段。”²

　　早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师承了马尔库塞的观点。他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认为，控制自然的错误观念是生态危机的最深层原因，传统意义上的错误的控制自然观念会导致控制人的后果。简单的否定控制自然观念没有意义。

　　首先，他把控制自然理解为对自然本身(包括科技的进步与革新)和对人性的控制两个方面，论证了控制自然观念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其积极作用在于在社会—自然的二分逻辑下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其消极作用在于“把全部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有”，导致了“人的那些最关键的需要被社会的持续不断的控制所扭曲了”，3而且“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未能逃脱以更有力的机构保持在非理性生活条件下的运动。”⁴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合理性被人们非理性地运用了，并且是在认同控制自然的社会机构的推动下运用的。莱斯认为这是控制自然的观念本身的矛盾。

　　其次，关于控制自然与控制人的矛盾关系。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动力来自人为满足生存需求而进行的斗争，并表现为社会冲突(即，人对人的控制)，社会冲突和对自然的控制、对人的控制是密切相关的，并是后面二者的中间环节。“由于社会冲突的存在，一部分人利用控制自然来控制另一部分人，反过来对人控制程度的加深，又重新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和更大范围的对自然的控制，三者是互为因果的，而且这个循环将无止境地进行下去。”⁵控制自然的加强没有转换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这种统治。于是，“在由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⁶再次，莱斯认为对自然“从控制到解放的反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控制自然的任务应当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人性的解放：人类在和平中自由享受它的丰富智慧的成果。”⁷这样，控制自然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的进步，自然的解放也同时就是人的解放。

　　莱斯的思想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进步意义：一是看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矛盾之间的不可分割性；二的对科技的定位比较准确，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原因并不在于科技本身。

　　二

　　“控制自然”的概念既是莱斯的创新，也是其理论存在错误的根源。在拓宽控制自然概念之后，控制人就成了控制自然的一个结果，控制自然成为控制人的原因。这是明显违背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原则的。

　　首先，莱斯根据胡塞尔对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两分，把自然分为直观的自然和科学的自然，也就是具体的自然和抽象的自然。具体的自然是常识、直觉中的自然，抽象的自然则是普遍的、数学化的自然，其实就是自然的观念。这样，莱斯就把自然分为了实体自然和观念自然两个部分。此外，莱斯还扩展了自然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自然，还包括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等。这种自然与人的统一，和环境伦理学的有机自然观并没有实质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莱斯把主体的人降低到自然的客体之中，环境伦理学则把客体的自然提高为主体。莱斯对自然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视野下的自然一方面具有先在于人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象、现实和感性”的自然，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属人的或人化的自然，而且后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然，前者对于社会历史的人来说等于无。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而这种“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因此，自然与人的统一并不在于人与自然的异同属性，而在于实践，即在于人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这个自然既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也是过程。并且随着人的本质力量的进步，自然的范围也会有着相应的变化。这样，人也就不存在控制自然的问题。莱斯认为马克思把控制自然作为劳动进化过程的一个要素，表现为科学和工业的结合，就是错误的。而且，恩格斯还对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提出过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其次，莱斯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统治)只是人对人统治的手段，控制人是目的，但却认为人对自然的控制是人对人控制的最终原因。这个思想的前一部分是正确的，但结论显然不符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逻辑，也会导致把人与自然的生态矛盾作为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莱斯实际上犯了把手段当成最终原因的错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视野下，人控制人是人控制自然的原因，人控制自然是人控制人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但其最终原因既不是人对自然的控制，也不是人对人的控制(统治)，而是资本的控制。实际人对人的控制是指资本家通过资本的力量来控制劳动者。资本家控制劳动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资本，要获得资本，就必然要剥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必须控制劳动力(即：资本家对劳动者的控制)，要实现控制劳动者的目的，就必须利用科技扩大对自然的控制，这样，控制自然是手段，控制人是目的，而资本的增殖则是最终原因。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卫的合力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⁸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⁹

　　再次，莱斯把人与自然的矛盾(生态危机)根源归因于控制自然的观念，实际是归因于意识形态范畴，认为“重大的意识形态是基本社会矛盾的指示器”。莱斯认识到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并从观念的角度来解释人与自然的矛盾，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他认为“自然界不再是仅仅对人有用的存在，它还具有美学的甚至精神的特征。‘人化的自然界’将同人的劳动一起获得解放，而人化的自然界将反映和促进‘同人的本质相适应的’感觉，使人类能够恢复他们与自然界的创造性的、自我创造的关系。”¹⁰他认为马克思是以实践为基础，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通过劳动来改变人的感觉、进而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可以看出，在对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解上，阿格尔和莱斯一样强调主体的意识形态作用，只不过阿格尔用的是人的感觉，莱斯用的是观念而已。但是，他们都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¹¹也就是说，控制自然的意识(或观念)是对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反映，并不是产生和决定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原因。因此，莱斯的观念决定社会存在的思想是明显违背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的，并具有唯心主义的性质。从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上来看，也并不是真正改革私有制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

　　此外，莱斯认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是以物质需求的完全满足为基础，这将以人类以技术掌控自然为基础。莱斯把自由王国理解为人对自然的完全掌控，理解为实现了“完全自由”这一理念的社会形态，¹²这也没有理解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思想的核心。马克思的自由王国是针对必然王国而言的，所指向的都是人的活动的一种状态。必然王国是指人类活动受到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等客观规律的支配，自由王国是指人类在掌握了这种规律以后并利用它进行实践活动的一种状态，这和物质需求是否完全满足无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自由王国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3也就是说，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选一关系，而是人类实践活动中必然存在的两个方面，只是自由王国更能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

　　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莱斯的控制自然理论都是从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意识形态本身去分析，不是从意识形态产生的原因——社会存在去分析，不是从异化产生的私有制根源、不是从实践去分析，这已经远离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14这条道路就是对异化产生的原因——私有制本身进行扬弃。那如何扬弃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实现双重解放呢？那要首先了解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架构。

　　林剑教授在《论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实践范畴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结构》一文中提出的唯物史观视野下人的活动的双层逻辑架构(实践活动结构是底层结构，包括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精神生产与交往活动；人的社会结构是表层结构，表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思路，分析自然的异化与人的异化的原因，及人与自然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表层结构中的生产方式的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物质生产活动与自主活动形式的矛盾)，生产力的本质是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作为“对象、现实和感性”的自然界，实质上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历史结果，因此，表面上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但在实质上是人与人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人与人的矛盾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人与人的矛盾的映射；是人的异化导致了自然的异化。这样，人的解放就是自然的解放的前提，人的解放则需要在对象性的活动中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批判资本的控制作用。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锁钥为什么是实践呢？

　　人的活动的双层逻辑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两个方面，两个方面连接的中介是社会组织。社会组织是人们交往活动的结果与条件，人对人的控制是通过社会组织来实现的，同样对自然的控制也是通过社会组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本身要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物质生产活动合规律性的一面，但是人的自主活动的一面则体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这是实践活动合目的性的一面。二者都是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本身不可避免，而且正是这种冲突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只是，在这种冲突中，由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人的合目的性的一面试图改变合规律性的一面时，只有通过社会分工的细化，促进人的本质力量的增强，体现为科技的进步，却产生了人的异化，从而导致社会组织的异化，进而导致自然的异化，自然不再是与人共生共存的环境，而成为了实现合目的性的工具。

　　必须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下，使人类实践活动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做到统一，进而改变人的活动的表层结构以适应底层结构的要求，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名言：“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5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人与自然是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统一，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一致的，而人的解放是自然解放的前提。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总体性观点，把人与自然视为一种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而且在自然解放的途径上也是从人的解放着手，建立绿色的生产方法和生活方式，树立绿色的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可见，十九大报告中的关于生态、自然的阐述是奠定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解放理论基础上的，自然的解放不纯粹是自然自身的问题，它与人的解放密不可分。自然的解放会促进人的解放，同样解放自然需要人的不断解放，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走的是同样的道路，两者共同构成休戚与共生命共同体。

　　(作者简介：董强，1973年生，博士，淮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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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1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3页.

　　2.[美]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载《工业社会与新左派》，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7页.

　　3.4.6.7.12[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第165页，第6页，第168页，第11-12页.

　　5.李世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92-393页.

　　10.[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91年版，第25-26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6-92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