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跃进（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明确强调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充分体现了当前国际国内环境所面临的深刻变化，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进一步升华。

　　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是一对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传统安全是指与战争、军事、强力政治密切相关的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指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型安全领域。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国家安全所主要包含的16个领域中，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属于传统安全领域，非传统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和生物安全等新型安全领域。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关注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世纪之交确立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从而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强调了非传统措施和手段的重要性。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作出的“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判断，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显示出党和政府在重视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逐渐把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

　　在从安全威胁角度明确使用“传统”与“非传统”表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次把“传统”与“非传统”用在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还把“传统”与“非传统”更广泛地运用到了安全威胁因素、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事实上已经形成“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思想。

　　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首先要深化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认识，深刻体察当今时代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传统安全例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已经包含和融合了许多非传统安全要素；另一方面，许多非传统安全要素又直接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同时，还有更多的国家安全要素，如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等，其本身就兼有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是传统与非传统的融合。无论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还是国家安全实际工作，都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的传统与非传统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复杂情况。

　　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还要认识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在当前更明显地呈现出传统与非传统相互交织与渗透的特征。对此，党和政府在21世纪初就有明确认识，反复强调要注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从传统威胁来看，当前我国外部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外部政治颠覆虽难撼动我国的国家安全，但内部发生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问题，依然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从非传统威胁来看，外来的和内生的恐怖主义、生物威胁、文化破坏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体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生物安全威胁。

　　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还需要在统筹传统安全手段与非传统安全手段的同时，把各种非战争、非军事、非对抗的非传统手段和措施置于首选地位，把传统的对抗、军事、战争等作为万不得已时的“保底手段”。无论是世纪之交我国提出的新安全观，还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都特别强调非传统安全手段的运用。新安全观强调的是国与国之间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总体国家安全观进一步强调各国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当然，为了巩固国家安全防线，我们也需要强化军事、情报、反间谍、保卫等传统安全手段。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23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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