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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入侵”与外国文学研究创新之惑

时间:2018-07-13 11:33:19

  20世纪晚期以来,来自西方的各种理论,尤其是大量非文学的理论,纷纷入侵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不可否认,跨学科研究打破了人们思维的桎梏,调动了各个领域的知识储备,不失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可是,这些非文学理论对文学研究“鹊巢鸠占”,把文学研究完全变成了表达自身的领地与平台,而后者反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注解和佐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与深思。

  “理论”大举入侵学人趋之若鹜

  大举入侵非文学领域的各种理论,包括哲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神学、经济学、法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卫生学等,以及其下更为琐细的交往行为理论、身份理论、身体哲学、性心理学、空间理论、创伤理论、后殖民主义、世界主义、新经济批评理论、福柯的规训理论、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和场域理论,如此等等,名目繁多,难以一一列出。

  在这些理论的集团式入侵之下,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很多论文都是首先依据某一理论搭建一个“理论框架”,继而套用这种理论,按照它的若干要点对文本进行对照检查,以论证其某一方面就相当于(或符合于)这种理论中的某一论点或评判,结果不过是以这部作品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性,而几乎完全没有对作品的任何评论。这类研究最典型的选题是:《××视野下(中)的〈×××〉研究》《〈×××〉的××主义观照》,等等。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某种“新”理论被译介到我国之后,一批“与时俱进”的评论者行动迅速,纷纷套用它来“阐释”各种作品。如“身体哲学”被介绍过来后,不少研究者很快就开始运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些文章:《××·×××作品中的身体哲学》《论〈×××〉的身体哲学》《论××小说创作中的身体书写》,还有与此相近的《卫生学、疾病理论与〈×××〉》《〈×××〉中的殖民医学与××意识》,等等。

  文学研究中出现的另一类现象,是致力于论证某部作品或某一作家的创作是接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结果。这种研究,似乎只是证明了理论对于创作具有先验性的指导、规范和制约作用,而完全忘记了文学创作其实是作家自由想象、独立构思的结果。如一篇关于“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书写”的论文,其论述路线是:空间理论—空间小说的崛起—作家的空间观—作品的空间书写。由于作者的强制性论述,纳博科夫小说的空间书写,仿佛只是“空间理论”在作家创作实践中被出色运用的范例,而纳博科夫的小说则成了“空间理论”的传声筒,也成为“空间研究”具有有效性的一个例证;作家的空间书写,好像只是呼应了“空间理论”这一“显学”和“空间小说”的崛起,而他自己的“空间书写”的独创性在哪里,却完全不见踪影。这样一来,小说乃至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变成了这一或那一理论的演绎,作家们所做的工作被视为仅仅是以人物事件、生活图景的描写与展示为这种理论提供佐证。

  上述现象,都是“理论”入侵外国文学研究所造成的有害后果。受害的当然不仅是文学研究,还有研究者本身,特别是年轻学子。他们遍览层出不穷的“最新”理论,渴望为自己的论文找到一个理论框架,怎么也无法在那些吃不透、嚼不烂、似是而非、令人不知所云的“理论”和自己所面对的文学作品之间发现某种联系,于是难免陷入“理论的”困惑、纠结甚至恐惧之中而感到无所适从。

  片面强调“创新”助长“理论”绑架

  “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空前困扰是何以发生的呢?笔者以为,其原因之一是对“理论创新”的片面理解和追求。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怎样才是“理论创新”?有人以为把国外的某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新理论介绍到国内来,就是理论创新;也有人认为用国外的某种新理论来解读或阐释文学作品,就是理论创新;还有人觉得发现某部作品和某种理论之间的联系,也是一种理论创新。遗憾的是,其实这些都谈不上理论创新。“文学理论”是关于文学的本质、起源、构成、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基本问题的探讨,按照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的见解,它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文学理论——关于文学的基本原理是不分国界的,它是在人类文学发展的漫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体系的,并呈现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黑格尔的《美学》等经典理论著作中。文学理论在当代的代表性著述有美国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俄罗斯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以及我国学者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等。只有当研究者就“文学理论”所论及的关于文学的本质、起源、构成、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等的基本原理提出新见解,最终引起关于文学基本原理的著作(部分或全部)改写、充实或重编时,那才是理论创新。不过,这种创新,更多的是文艺理论界的任务,外国文学研究往往只是经由具体文学现象(首先是也主要是作品,同时包括文学思潮、运动和流派等)的研究为这种创新提供正反两方面的资源与信息。

  文学研究者寻找新的“学科增长点”的渴望,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跨学科研究的盲目追求,并助长了“理论”对文学研究的绑架。在一些论者看来,文学似乎永远是由某种理论引领的某一场思想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理论的构建与引导在前,文学及文化各领域的“生产”在后;文学的发生与发展,与文化各领域的发生与发展一样,既是受惠于这种理论及其引导的结果,又和文化运动一起参与了这种理论的传播与应用。因此,他们必然默认各种以“文化”为名的理论对文学的指导和制约,这就为各种非文学理论大举入侵文学研究领域大开了方便之门。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十多年前就说过:“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

  此外,文学研究的评估体系对“理论创新”的片面强调,也是导致各种所谓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大行其道的外部催化剂。很多研究者担心自己的研究缺乏理论深度,不得不设法向某种理论靠拢,似乎不提上几句德里达、福柯、拉康、哈贝马斯等,就有可能被指责为保守、“传统”、老调重弹。一些期刊受制于这种评估体系,战战兢兢的研究者也就不得不“加强理论深度”。

  呼唤文学批评经典的回归

  “理论”绑架文学研究现象愈演愈烈的另一原因,还在于我们对于整个文学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经典的忽略与遗忘。文学批评史系统知识的缺失,批评经典阅读的匮乏,使得一些研究者失去了切实进行文学研究的参照,于是只能把眼光转向新近出现的、尚未经时间检验的理论著作,这类著述往往以堆砌大量新术语和新概念、标榜新套路为特征,却很少能提出言之有理、言之有据的新见解。因此,寻找进行外国文学研究的可靠参照、可靠路径之一,就是强化关于文学批评经典与批评史的阅读和研究。

  在欧美文学批评经典的译介方面,国内学界在20世纪最后20年中,已积累了大量成果。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陈燊研究员主编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9—1998)。这套丛书在20年内共出版了65种69册,约合2480万字。其中严格意义上的批评著作约为36种,论及印度两大史诗、荷马史诗、弥尔顿、司各特、奥斯丁、雨果、普希金、巴尔扎克、狄更斯、勃朗特姐妹、果戈理、哈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易卜生、惠特曼、左拉、马克·吐温、德莱塞、罗曼·罗兰、海明威、福克纳、伍尔夫、卡夫卡、布莱希特、肖洛霍夫等,曾令无数读者受益无穷。另外,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1—6卷,张道真等译)、戴维·洛奇编的两卷《二十世纪文学评论》(葛林等译)、“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共8册)等,也是国内学界引进的文学批评经典。遗憾的是,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后来被各种“理论”著作的强势入侵所取代,渐渐淡出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

  这种隔膜同样和我们对“理论创新”的片面理解与盲目追求相关。在一些人看来,那些东西早就过时了,现在应当关注的是“理论前沿”。殊不知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经典一样,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勃兰兑斯的6卷本《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就是迄今为止研究19世纪欧洲文学的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一部永远的批评经典。其中,著者关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文学从18世纪的哲学化转而“以艺术的名义和尊严为目标”的发现,关于“这个人文荟萃、互相协作的短暂时期正是文学上百花怒放的时期”的精彩描述,关于他的祖国丹麦文学与德国文学之根本区别的议论,关于英国“自然主义”——崇尚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评说,关于《幻灭》“可以说是巴尔扎克全部作品的书名”的见解,以及关于华兹华斯、拜伦、夏多布里昂、司汤达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分析,等等,都是激情洋溢、文采斐然、极具气势与力度的批评文字,让我们领略到文学批评大家的魅力。

  从这些经典批评家的文字中,我们可以领会到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卓越的概括能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灵动、鲜活、流畅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完全没有当今的某些“理论研究”的那种佶屈聱牙、故弄玄虚、令人生厌的表述。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特别是老一辈学者,也曾推出许多精彩的批评文字,如王佐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写的“英国文学”条目,分别出自李健吾、陈燊、张玲笔下的《莫里哀喜剧六种》《前夜父与子》《双城记》的中译本序,陆建德的《雪莱的流云与枯叶》等。

  歌德曾借《浮士德》中的魔鬼靡菲斯特之口道:“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都是灰色的。”外国文学研究的目标不在于所谓“理论创新”,更不在于“建构”某种大而空的理论体系;它的根本目的和任务,只是对文学现象进行解读与阐释,揭示其内涵与价值,作出审美判断。回到文本解读,回到对文学现象的评价,这才是文学研究的正路。(汪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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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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