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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治理视野中的西方失序与中国超越

时间:2018-06-29 16:38:09

  2018年6月9日,备受世界关注的七国集团(G7)加拿大拉马尔拜峰会,以没有签署联合公报的形式草草收场,这是G7成立四十余年来的第一次。因前往新加坡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进行历史性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结束前提前离席。虽然其他六国最后发布了联合公报,但在贸易协定、关税征收、俄罗斯重返G7等问题上,美国与六国分歧严重,已然离席的特朗普明确表示不支持这一联合公报。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贸易战,甚至将矛头对准昔日盟友,导致围绕贸易争端的争吵“绑架”此次峰会,而深层原因其实应当归结为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存在致命缺陷。

  西方国家治理陷入两难困境

  首先,政府缺位,市场失灵难以遏制。西方主流的政治学理论往往隐含着政府与个人二元对立的前提,个人让渡权力给政府是为了克服“自然状态”的无奈之举。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政府权力的扩大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即便达不到这种程度也至少是威胁。因而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政府总体上是缺位的,特别是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盛行的时期。最初,由于西方政治哲学中根深蒂固的个体主义观念和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想,西方国家坚信市场是进行资源配置最为有效的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而政府只能作为“必要的恶”存在,即便它在逻辑上可以成为守护个人利益的“利维坦”,但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也只能充当提供基本秩序的“守夜人”,“戴着镣铐”偶尔参与经济活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击碎了古典自由主义者市场全能主义的幻想,“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暴露无遗,强调政府调控的凯恩斯主义横空出世。但总体而言,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仅仅被用作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其理论本身也存在逻辑矛盾。实践中,20世纪70年代西方再遭经济危机打击,经济滞胀,政府债台高筑,回天乏力,凯恩斯主义迅速破产,新自由主义崛起。里根与撒切尔政府进行了比古典自由主义更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助推下,西方国家实现了新的发展。尤其是里根以“减税”、减少政府干预为核心的改革,据说造就了美国“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加之,几乎与此同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与解体,西方国家自认为找到了基于政治个体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的世界最佳乃至唯一治理模式,以无以伦比的优越感孤芳自赏,终结历史。但是,进入新世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再次反思:政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是必要的?

  其次,利益对立,社会公平难以实现。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无法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反而会加剧经济上的贫富分化与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原因在于,在以政党为核心的西方多党制政治制度中,所有党派都是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集团。照此逻辑,由某一政党或政党联盟组成的政府绝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不仅如此,西方政治学理论也并不承认全民利益的一致性。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并不像其自我标榜的那样民主,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的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资本主义国家的“议行分立”会导致政府即行政权,一方面成为“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另一方面成为“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阶级专制的工具”,进而导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选举权”只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据,认为公社“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的“议行合一”制,才能如恩格斯所言“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一点显然是西方国家无法做到的,那就意味着其治理模式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甚至在逻辑上说,政府做得越多,离得越远。

  综上,西方国家的治理陷入了两难困境:对个体主义和私有制的坚持导致政府长期缺位,无法遏制市场失灵;加强政府权力,则既不符合其基本政治理念与社会传统,又会将社会不公正与贫富分化合理化、固态化。当经济形势糟糕时,上述两方面问题便会共同引发西方社会的撕裂,导致精英与民众政治立场极化,民粹主义盛行,社会趋向保守,进而在全球化时代涌起反全球化与一体化的逆流。2017年,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阵线等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支持率攀升、英国脱欧“弄假成真”,均是这种社会撕裂的直接反映。“政治素人”特朗普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当选美国总统的。他高喊“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实质是对本国民粹主义与保守主义趋向的迎合。特朗普抓住社会撕裂过程中中下层选民的受害者心理,通过减税、拒斥外来移民、大打贸易战等方式来树立权威,提升支持率。总体上,当前西方世界的失序与20世纪三十年代和70年代的危机相似,其治理模式致命缺陷旧病复发,而G7的争吵与分裂则是国家内部危机引发外部世界混乱的又一典型病例。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超越“必要的恶”

  与西方相比,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完全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将国家定义为“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他们承认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治理职能,即“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显见,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国家不是“必要的恶”,而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政府必须代表国家行使治理职能,否则阶级统治难以为继。国家终将随阶级的消亡而消亡,政府的权力也终将回归社会,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政府绝不应被排斥在治理实践之外,而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关键在于,西方国家的治理实践证明,即便政府在国家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仍然无法遏制危机的爆发。并且,政府的过多介入往往会侵犯个人权利,妨碍社会的公平正义。

  既然马克思主义强调政府的重要性,那它是如何在理论上克服上述难题的?首先,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即便是重视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缝缝补补,并没有实质性的超越。相反,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对生产进行合理控制,产品归全体社会成员所有,因此不会出现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话语体系“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资本主义国家和政府本质上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是“虚幻的共同体”。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可能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也不以增进全体公民的福祉为目标,仅仅是关注“物化”的资源配置而非“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手中,国家与人民利益具有同一性,而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不是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权力由人民让渡而来,二者之间是“彼之所得必为我之所失”的零和博弈与二元对立的关系,因而在行使治理职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始终是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出发,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首要价值。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理论层面上解决了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存在的致命缺陷。然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主义还没有从理论设计变为制度现实,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理论设计基本源自巴黎公社的有限经验。马克思认为,未来新社会应实行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制度,既能实现人民民主权力,又能实现对权力的合理制约。其基本前提之一是“彻底废除官僚制”,即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普选——一切公职人员都由普选选出,且可随时撤换;前提之二是废除常备军。显然,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治理实践并不具备马克思设想的上述条件,也曾经历过曲折与失误,譬如苏联异变为高度集中与僵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最终导致“人未亡,政已息”。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相关理论的前提下,汲取巴黎公社、苏联等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空间,实现了对西方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真正超越。

  简言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家治理先后经历了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进入新世纪后则向服务型国家治理模式转变。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革命时代,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国家治理模式的思考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进一步深入探索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在革命思维、国际环境、苏联经验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走上了苏联式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复制其高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与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机制。这一模式导致的严重问题无须赘述,但也不能否认它在稳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克服物资短缺、打造工业基础等国家治理基本层面上所取得的成就。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节点,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国家治理模式也由全能主义转向发展式,即以经济增长、人民富裕作为治理的首要目标与评判标准,只是过于侧重将“蛋糕”做大,而对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有所忽视。进入新世纪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国家治理现代化”相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真正走向成熟,能够在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和对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超越。

  西方失序与中国之治:不确定世界中的确定性影响

  在西方失序导致的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之治”显得格外醒目。这不仅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的成功,也提升了混乱世界的相对稳定性,并且为其他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替代性选择。基于此,中国有义务、有能力、有意愿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2017年,习近平主席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总部发表的两场演讲,描绘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即是中国积极主动承担国际治理新角色的最有力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将“中国之治”与世界未来相连接,将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融为一体,为深陷危机、彷徨不安的西方乃至全世界寻找答案、指明方向。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狄顿所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伟大的计划,中国为实现这个目标所做的努力令人钦佩!”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为依托,“中国之治”将会是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常态,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将会展现前所未有的精彩。(吴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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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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