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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当代创新

时间:2018-05-11 08:26:41

  作者简介:柳礼泉(1954-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汤素娥(1988- ),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2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0175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与当代创新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蕴含丰富的共享发展思想,包括主要内涵、实现条件和价值追求,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出场。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早期的实践让共享发展思想得以落地,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践让共享发展思想实现场域转换,并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基本成型是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当代创新的成果,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内容、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共同富裕

  标题注释:本文系湖南省社科规划办2016年湖南省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专项研究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五大发展理念系列研究”(2016ZDAM01)和湖南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补短板促共享实现湖南脱贫攻坚的对策研究”(16ZWC62)的阶段性成果。

  共享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仅反映了其价值取向,也彰显了其目标追求。它的提出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托,经历了一个历史演进和当代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共享发展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孕育出场,到苏中两国早期的实践探索,再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历经国内国外两个场域转换,不断发展、不断实践、不断丰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目标和归宿,强调“坚持共享发展……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①,标志着共享发展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达到了一个全新高度,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丰富与超越,更是对当前国际盛行的发展理念的科学诠释。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共享发展思想的整体演进和创新过程,对于进一步深化共享发展的思想认识、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出场: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蕴含了丰富的共享发展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虽未明确提出“共享发展”这个特定概念,但在其诸多的理论研究和经典著述中,彰显和蕴含共享发展思想的重要观点和基本主张较为丰富,标志着其在理论层面的出场,为孕育和催生当代共享发展理念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石。

  1.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蕴含了共享发展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论述,蕴含和阐明了共享发展思想中“谁来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现实的人出发,多次阐释了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主导作用,充分表明了人民群众作为共享发展主体的科学性和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②该论断旗帜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性和根本目的,与过去一切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划清了界限,为确立人民群众作为共享发展主体做了充分铺垫。归根到底,“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衡量人类社会是否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标准”③。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作为一切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理所应当成为社会发展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只有当人民群众能够摆脱被盲目奴役而达到自觉支配自身以及自身所创造的成果的境界时,才能够在创造过程与价值享有的统一中实现真正意义上人的解放和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实际上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视角,论证了人民群众作为共享发展主体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享生产资料”的论述,蕴含和归纳了共享发展思想中“享什么”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④这实际上指出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在满足人民群众必要的消费品的同时,还要满足人民群众其他各方面的需求。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所包含的“享有内容”是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的,既包括一切有助于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成为最大受益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成果,也包括一切服务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和精神等领域的财富,更包括一切有利于助推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的高级和低级等层次的生产与生活资料。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公平正义”的论述,蕴含和解答了共享发展思想中“如何享”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从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所有制下的不同分配方式的视阈进行分析,认为:“在无产者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属于全体个人,不可能归属于各个人。”⑤在他们看来,当无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后,必须也只能推行“财产归属于全体个人”,以此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共同享有所创造的财富,而不是有失公允地让少数个人独享大家创造的成果。除此之外,他们还认为:“单个人的利益是要占有一切,而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⑥通过区分“单个人”和“群体”在“利益”方面的差异,突出在“群体”的视阈下,利益的享有是要“每个人”都能够占有且相等,这就强调了“公平正义”在共享中的重要作用,以保证人人都有一定的享有权,而不是个别人或者部分人,更不是被少部分统治阶级或既得利益者所瓜分。当然,“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⑦,也充分说明他们已清醒地认识到,均等分配不是绝对的平均分配,而是要综合考虑与权衡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多种因素。

  2.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蕴含了共享发展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论述,蕴含了实现共享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社会关系的变革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先进的生产力才可能孕育出比较科学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分配关系。共享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强调合理分配方式的理想发展模式,它的实现自然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未来社会发展过程中,只有当生产力水平达到一定的理想程度,私有制才可能被废除,所有不利于共享发展的障碍才可能被清除,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才会更清晰、基石才会更牢固。“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⑧。也就是说,只有当生产力实现快速发展,才能够生产出既满足全员需要且还有所富余的产品,才能够有更加配套和科学的生产关系消除独占、垄断等不合理的现象,为促使享有的内容从低层次的物质需要跨越至高层次的精神诉求打下坚实的基础,为确保享有的水平更为全面和更有质量扫清障碍,最终顺利实现共享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论述,蕴含了实现共享发展的必备条件。历史反复证明,广大劳动人民作为各类生产活动的主体,有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不仅创造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方面的必要生活资料,而且奠定了促进人类开展思想、文艺、科技等精神活动的基础。诚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离开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停止辛勤劳动,人类不可能得以长久生存,社会不可能得以有效运转,所有一切美好的期盼只会是空想。只有依托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充分调动和汇聚人民群众的力量,确保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有赖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创造出极大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才能“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⑨。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共享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不仅从理论认识上影响着发展的方向和规划,而且从实践操作上决定了发展的进程和质量,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必备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制度”的论述,蕴含了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保障。任何一种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目标的坚守,不仅是生产力发展孕育的结果,而且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保障,共享发展也不例外。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财富日渐增长,要使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确保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诉求得到更高层次的满足,必须要“建立这样一种制度”⑩。诚然,这种制度并不是所有社会形态都能普遍适用,而是有特定指向的,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发展背景。只有在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制度,“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这意味着保障共享发展的社会制度有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初级阶段就是指社会主义时期,严格实行“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由于该阶段的生产力并不发达,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物质生活资料的需求,为了公平起见,应根据个人所付出的实际劳动,实行按劳分配,而这需要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之上。而到了高级阶段,人类进入最高级的社会形态,随着各项制度臻于完善,它将是公平的最终归宿,共享发展的条件更加成熟,毕竟“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12)。

  3.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蕴含了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及其走向的把握,对共享发展的未来趋势进行了大胆设想和预判,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前我们遵循的共享发展思想相契合、相融通,其价值追求都是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恩格斯强调:“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将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阶级对立、城乡对立将消失,社会成员的才能将得到全面发展。”(13)由此看来,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一切不利于人人享有的因素都会消失,社会的组织形式也会不断得到优化,最终有利于实现共享发展的宏伟目标。马克思也认为,“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确立这样一种状态,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4)。这表明在无产阶级统治管辖的社会,每个人既有参与社会财富创造的权利,也有参与社会财富分配与管理的权利,并且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每个人的享有诉求会得到更大满足,享有水平会得到相应提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也会更容易实现。

  重要的是,马克思所预设的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升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是马克思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内核,其价值目标和根本取向在于追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通过解决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的对抗,使个体的全面发展成为整体全面发展的条件,进而建立“自由人”与“联合体”有机统一的和谐社会,实现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下,人都是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自由发展”绝不是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而是人们在共同的发展中,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协同发展,共同享有由个人付出、集体付出所换来的发展成果和相关福利,共同为社会的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和不竭动力。

  二、初步探索:苏中两国早期主要领导人对共享发展思想的实践

  如何让马克思恩格斯诸多著作理论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落地生根,并成长为参天大树,苏联早期领导人列宁和斯大林、新中国早期领导人毛泽东,都立足本国国情,依托客观实际,进行了大量艰苦卓绝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

  1.列宁和斯大林在苏联的实践让共享发展思想得以落地

  列宁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面对苏联经济文化社会落后的现实,在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富裕起来且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的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探索,第一次让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在苏联得到实践。早在1903年,他在《告贫苦农民》中就指出:“我们要争取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在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劳动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受,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受……这个新的、更好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社会。”(16)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列宁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建立一整套科学有效的制度来避免贫富差距过分悬殊,确保社会成员在共同参与劳动的前提下,共同享有劳动成果。他坚信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17)。他下此定论,并对其抱有极大的信心和期冀。他曾断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全体工人、全体中农、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18)通过隐含的对比手法,列宁既透彻分析了社会主义通过生产和分配的方式实现所有人共同富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也直白阐明了资本主义依靠掠夺他人的剩余价值而使少数人致富的劣根性,充分验证了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只有在无产阶级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不太平,面临内忧外患。为巩固政权、控制饥荒,列宁先期实施国内贸易国有化、商品统一平均分配化、实物配给制、余粮征集制等一系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期调整实施集体供给制、按劳分配制、固定粮食税、商品经济制等新经济政策,有力地帮助苏维埃政权度过了危机,巩固了政权,稳定了民心。由于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加之列宁过早逝世,致使很多实践没来得及深入探索,但列宁所进行的一系列创举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伟大探索与尝试,让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得以开花结果。

  斯大林担任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规律性,不仅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生产的目的和手段,而且认识到了共同富裕思想的地位和作用,实质上也为共享发展的落地进行了新的实践探索。他强力实施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推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走上了一条“斯大林模式”的共享发展探索道路。他强调:“社会主义不是要大家贫困,而是要消灭贫困,为社会全体成员建立富裕的和文明的生活。”(19)不难发现,斯大林认为与贫困作斗争,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更是社会主义必须不懈践履的重要使命。至于如何消灭贫困,斯大林也有自己的见解:“只有在高度的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只有在社会全体成员都过着富裕而有文化的生活的基础上,才能获得胜利。”(20)这说明全社会成员是否摆脱贫困、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判别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尺,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建成的重要标志。斯大林始终把实现共同富裕放在议事日程上,在依托社会主义体制的前提下,致力于从多个维度探索其实现路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他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要推动生产力发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计划经济手段,在集中统一下推行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在分配制度方面,要抓住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实行公平分配制度,并适当增加社会福利。虽然斯大林未能顺利引领苏联走上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康庄大道,但其进行的实践尝试,为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2.毛泽东在中国的实践让共享发展思想实现场域转换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充分汲取了苏联探索共享发展的有益经验和惨痛教训,不畏艰难险阻,在一穷二白的中国积极探究共享发展的可行模式,让共享发展的实践场域从苏联转至中国。

  首先,践行“一个宗旨”,铺垫共享发展的民本基础和服务基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为毛泽东思想铺就了最鲜亮的底色,为共享发展的推进打牢了基础、奠定了基调。为了践行好这一宗旨,一方面,毛泽东从内容维度指明了“为人民服务什么”。毛泽东认为:“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21)他始终站在最广大穷苦人民群众的立场,观察思考和询问百姓的需求、困难及愿景,为扎实服务人民群众找对了方向、切准了脉搏、理清了思路。另一方面,毛泽东从方法维度表明了“如何为人民服务”。他坚持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22)作为党的出发点,他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带领广大党员和干部,始终本着平等的原则维系融洽的干群关系,绝不脱离、背离广大人民群众,坚决体察民意、体贴民情、体恤民心,内生了情比金坚、不可撼动的“民本情结”。

  其次,完成“两次革命”,创设共享发展的政治保证和制度前提。为了改变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铲除滋生贫困的社会制度根源,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共产主义蓝图中所描绘的幸福生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难险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领导人民相继进行了“两次革命”并取得了伟大胜利。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共享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宣告广大人民群众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展生产力、改善生活境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推动共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了彻底改变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的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上顺利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这不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也让国家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更为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享发展创造了制度前提。

  再次,协调“三者利益”,探索共享发展的可行路径与着力维度。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逐渐将精力放在探索共享发展的途径与方法方面。在公有制经济中,为了帮助广大劳动者实现个人物质利益、共享发展的成果,就必须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如何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毛泽东立足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性质,认识到国家、集体和个人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是三者之间又存在着区别和矛盾。他鲜明地指出:“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3)毕竟,在强调整体利益大于局部利益的社会主义社会,若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个人利益就成了无稽之谈。当然,对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重视并不意味着完全要割裂和否定个人利益。毛泽东指出:“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24)说到底,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对个人利益的保证,如若全然不顾劳动者的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也会受到损害。只有正确协调好三者利益,才能为共享发展扫清障碍、提供契机、搜寻捷径。

  三、当代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基本成型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所蕴含的共享发展思想,而且在与时俱进中对其进行了拓展与创新,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础、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内容、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的集整体性、系统性、可行性于一体的共享发展模式。

  1.以“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科学设计发展战略布局

  “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和落实,经历了一个不断尝试、深化的探索过程,不仅是党带领人民践履共享发展思想的体现,更是实现共享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1979年,邓小平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把落后于发达国家标准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称为“小康之家”(25),赋予“小康”新的时代内涵。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到20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党的十三大把“实现小康”作为我国“三步走”第二步战略目标。1991年,国务院对“小康”的内涵有了新的解读:“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既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26)使得“小康”的内涵更加丰富,由单纯的经济发展目标演进为全面的综合发展目标。2002年,党的十六大庄严宣告:“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7)在此号召下,全国上下拧成一股绳,严格按照此时间表和路线图,力求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目标,确保经济水平显著提升、政治生态日益民主、文化建设明显繁荣、社会发展更为祥和,为落实“三步走”的战略布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积蓄力量、打牢根基。

  2007年,党的十七大依据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社会转型出现的新特征、国际环境发生的新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助推经济协调、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文明等五个方面作出了全面部署。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虽只有一字之别,却有着明显区别和重大意义。前者是党在十八大以前对全面小康的认识,强调的是过程,有任重道远的使命意味;而后者是党在十八大期间对全面小康的认识,强调的是结果,有进入决胜阶段的自信意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切合实际、内容更加全面完善、举措更加高效有力,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主观愿望和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的紧密结合与有机统一,对未来的发展积聚了人心、指明了方向。

  2015年,党中央召开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总体部署、发出新的动员令。作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规划紧紧围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来制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做出的庄严承诺,是13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盼。”(28)只有覆盖的领域全面、覆盖的人口全面、覆盖的区域全面,才称得上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在2017年新年贺词中深情强调:“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全党全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29)只有坚定地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目标,帮助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树立起攻坚克难的必胜信心,才能汇聚起磅礴的力量,把“十三五”规划描绘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基础,持续发力推进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推进中国向前发展的不可分割的“五大抓手”之一,其中,解决民生问题是其主旨内容。我们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都坚持以“解决民生问题”为着力维度,持续推进社会建设,为实现共享发展指明方向、打牢基础。

  首先,关注民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建设的开拓创新。邓小平不仅高度关注民生,而且想尽一切可行的办法发展民生。他综合剖析了民生发展的影响因素,从根源上发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难的原因,并对症下药,开出了“改革开放”的良方。在他看来,“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3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在中国迅速蔓延开来,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其他领域。事实证明,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不断消除贫困顽疾,日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顺应民心中调动大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推进社会建设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提升民生——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建设的凝练升华。社会转型发展是把双刃剑,既带来机遇也迎来挑战,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衍生了一些不平衡诸如相对贫困的问题。江泽民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民生建设,在传承已有的民生建设法宝的基础上,不断挖掘、开辟、提炼民生建设的新途径新维度新思路。为了打赢反贫困、反两极分化的攻坚战,通过完善基本分配制度,科学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为了实现平衡、共享发展,采取综合措施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为了确保在物质脱贫的同时实现精神脱贫,充分发挥科技和教育两大“发动机”的作用,全面施行科教兴国战略。这一系列举措的推行对于强化民生建设、提升民生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

  再次,改善民生——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建设的崭新突破。2005年,胡锦涛在原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中融入“社会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发展成为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的“四位一体”,标志着党中央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31)这不仅生动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民思想”,更为民生建设指明了努力的方向。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优化“三农”扶持政策、减免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学杂费等一系列举措,让广大困难群体获得了较多看得见的实惠,既改善了弱势群体的民生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第四,保障民生——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民生建设的巩固强化。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当前所存在的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复杂民生问题以及不同民众的多样诉求,指出:“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32)可以说,让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老百姓能否得到实惠、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检验一切工作有无成效的标尺。保障民生是一项长期工程,通过“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等举措以坚守住民生安全的底线;通过建立更加公平普惠的分配、医疗、养老等制度保障民生;通过施行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更加有效的兜底政策,为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保驾护航,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消弭共享失衡。

  3.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内容,不断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共享发展理念回答了“发展目标是什么和发展成果如何分配”的问题,表明共同富裕既是其基本目标,更是其主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致力于探索分配制度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在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的前提下,通过改革和优化分配制度,缓和两者的矛盾性,强化两者的相容性,确保两者能在实践中统一,为实现共享发展而服务。

  1992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3)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方能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既定目标。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4)。邓小平对共同富裕的科学阐述和合理定位,让共同富裕越来越被重视,一直成为不可撼动的发展指向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重要原则和衡量标准,使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关系更为明晰透彻。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党所积累的十分宝贵的经验之一,为继续推进共同富裕、实现共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历史考据。

  2007年,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明确指出了实现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的主旨目标和依托力量。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进一步强化了共同富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用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论证了党中央坚持共同富裕的必然性和可行性。201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35)。实现共享发展不仅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是一个漫长且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共同富裕既是其题中之义,更是其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立足我国国情,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始终兼顾效率和公平,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最终实现共享发展。

  4.以“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切实增强人民的“获得感”

  共享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这不仅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更顺应了人民的期盼,必须从物质上和精神上同时发力,才能让中国的发展更有“温度”,让人民的幸福更有“质感”。

  首先,注重物质利益以厚植“获得感”的经济基础。要使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最根本的就是使群众感受到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让人民群众真正获得可观、可感、可用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实惠,不断让全体人民提升获得感、强化满足感、增进幸福感,才能促进人民团结、助推社会和谐、汇聚发展动力。“共享”发展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所肩负的神圣使命,表明我国将更加着眼于解决现存的问题、矛盾,将更加注重实现人人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将更加强调人民的获得感。在面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难题时不退缩,面对扶贫奔小康的历史重任时不回避,要迎难而上,学会把绊脚石转化为垫脚石,有针对性地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切最紧迫的问题,确保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确保制度合理以夯实“获得感”的政治条件。为了让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的成果,不仅要把“蛋糕”做大、做精,更要把“蛋糕”分好、分匀,确保人人都能均衡享受到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口味的“蛋糕”。在分配“蛋糕”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务必通过更有效、更合理的制度安排,体现机会公平,促进教育公平,增加公共服务供给,实施脱贫攻坚,保障基本民生,缩小收入差距,如此方能确保每个人切身感受到“获得感”。

  再次,关注心理感受以优化“获得感”的社会环境。获得感作为一种因“获得”而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固然需要一定物质满足作为客观基础,但更体现为“获得”之后的正向主观心理感受,因此更重视把主观感受作为评价标准。在当前,要优化“获得感”的社会环境,既要通过实实在在的共享体验,合民意、增信心、聚民力、添动力,全面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活力;也要通过真真切切的心理疏导与人文关怀,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舒适感,进而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可度”。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历史演进和当代创新过程呈现出鲜明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一是在于它的出场具有丰厚的理论滋养,是名副其实的“在场”。二是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科学的与具有真理性的。三是在于它具有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四是在于它的全部理论思想和实践行动都是着眼于实现和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价值旨归,历经国内国外两个场域探索,并在当代中国大放光彩,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实现共享发展的美好憧憬和现实追求。

  注释:

  ①《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8页。

  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8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1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6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16)《列宁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2页。

  (17)《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46页。

  (18)《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70页。

  (19)《斯大林选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37页。

  (20)《斯大林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75-37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3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94页。

  (2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6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4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7页。

  (26)《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06-1507页。

  (2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2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29)《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一七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7年1月1日。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3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32)《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3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

  原文参考文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

  [2]杨卓华:《五大发展理念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系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3]张兴茂、李保民:《论经济社会的五大发展新理念——研读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文件体会》,《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2期.

  [4]黄艳、柳礼泉:《试论毛泽东对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历史贡献》,《湖湘论坛》2011年第5期.

  [5]王伟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理论成果——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6]柳礼泉、汤素娥:《论共享发展理念的丰富内涵和实现理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8期.

  [7]董振华:《共享发展理念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探析》,《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8]吴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角度透视共享发展理念》,《哲学研究》2016年第12期.

  [9]刘明松:《习近平民生思想的方法论与实践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10]叶南客:《共享发展理念的时代创新与终极价值》,《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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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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