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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与特质的思考

时间:2018-03-29 15:10:0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是一个热点领域和普遍性话语。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直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和成果状态谈起,而对其命题形成、构成要素、展开机制、内在特质等元问题视为不必作深度探究的当然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一直遭遇到公开或潜在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用目的而提出来的政治化概念,甚至是毛泽东为确立个人权力和思想控制而发明的权力话语,其理论成果只是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注释而缺乏理论逻辑和学术含量。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泛化和庸俗化的情况,不讲究学术的独立性和理论的领域性,把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导致研究无限膨胀而缺乏必要的界域。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原点上做一些探究,从命题的提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发生依据,从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演变上分析其科学内涵,从动态展开机制上探究其内在特质,以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艰辛探索后得出的科学命题

  命题是内涵的高度抽象,理论命题的提出过程显示着理论本身的生成依据和理论逻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合法性和科学内涵,首先就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提出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该命题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展开。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系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集体自觉。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有一段完整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字:“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对自己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提升。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集体主体的组织化、集体化的实践和思想发展过程。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致力于建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但是,在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么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艰辛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基础。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探索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道路上艰辛开拓并取得初步成果。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除“社会阶级区分”[3]。党的二大初步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提出革命的直接任务就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大革命时期,尽管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独立见解。例如,邓中夏、瞿秋白等在1925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1923年7月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的力量”[4];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瞿秋白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5]《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6];“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7]。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艰辛探索,创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革命政权,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组织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组织上的不独立直接导致了思想上、行动上、决策上的依附性,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留下了深刻教训。当时,共产国际总是以看护人的身份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经常以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干预党的独立探索,党内那些接受国际路线、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者,总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而占据领导地位,而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则经常遭到批判压制。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都受到共产国际控制,虽然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一些不正确指导进行过抵制,但最终因组织原则约束而难以成为主导,放弃领导权、压制农民运动等错误,固然有主要领导人自己的错误,但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七会议上开始出现的一些盲动主义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造成的,会议作出的以城市中心论为基础的农民暴动方案,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成为土地革命前期实践曲折的始因。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三次“左”的严重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他们一味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本”、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来指导中国实践,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压制乃至迫害。当时,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发生了激烈交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打击,毛泽东受到了严厉批判,最终土地革命运动惨遭失败,党和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长途奔波。

  历史的经验教训昭示中国共产党人:什么时间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什么时间中国革命就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什么时间做不到这一点,只是抽象空洞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外国经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时间中国革命就不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乃至遭遇惨痛失败。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展开理论思考。

  1923年,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瞿秋白批评“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们,不明了中国社会,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只是拿着“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8]1927年,他明确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提出了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9]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也提出了“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论断。1938年4月,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提出:必须把哲学同抗战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抗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理论,再用这种发展着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并基于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理论,这个过程也就是“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10]。

  这些论述都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和思想滋养,毛泽东正是在集中这些集体智慧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

  毛泽东本人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提升。毛泽东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早在1920年秋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就已经显示出对待俄国革命经验的独到见解,这就是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看待俄国革命经验,而不能抽象地照搬。一方面,他深入分析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他又基于中国具体情况指出,中国同俄国之间有极大差异,不可能直接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11]就是说,中国如能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根本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那样,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

  这种独立自主地认识、运用俄国革命经验的态度和方法,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进一步发展。大革命时期,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出了具体分析,对革命对象、任务作出了独立思考。八七会议上,他以中国化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思想,结合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秋收起义受挫后,他从实际出发,转兵井冈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改的教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实,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要学习,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些观点揭示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经过中央苏区时期的磨难,毛泽东更加坚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决心。长征结束后,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完整论述。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关系上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自发上升到自觉,从个人认知上升到集体共识,为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创造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前提,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对象。

  多要素互动的过程性存在

  要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就必须深入到其内部,发掘其内在的构成要素,研究这些要素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构成要素。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时就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民族特点有机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具体实践,回答和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并在这种运用中加以发展创新,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里,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结合过程,是内在关联、缺一不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

  一是发展主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理论家以及党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要素,他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施动者。毛泽东在提出命题时,首先就是从“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的任务和责任谈起的。他们为了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并在这种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开了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不可能自发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理论客体。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客体性要素,是被结合的对象,是受动者而不是主动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前提和核心要素,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存在,或者马克思主义没有被引入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就是个“伪命题”。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只是客观地存在着,没有被主体所接受和应用,没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事实正是这样,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早已经产生,被译介到中国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但是它没有被正确地理解,更没有作为改造中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被应用于中国救亡图存的实践当中,它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没有真正展开,只是一个纯粹他在的要素,外在于中国思想和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不可能发生。

  三是实际客体。中国历史、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外部环境、时代特征等,构成了总体性的、客观存在的中国具体实际,也是被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客体性要素,是被结合的对象,不可能自动地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在一起。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素和前提,离开或忽略了中国具体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成为纯粹外来的理论,就不可能对中国产生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外在的或内在的原因,存在着只是机械照搬外国经验或照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顾及中国具体实际的情况,或者说中国具体实际没有有效地成为被结合的对象。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没有真正展开。

  四是结合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类发展主体的主动推动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实际这两类客体要素,实现了有机结合。这个结合的过程是主客体要素的能动组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的至关重要的构成要素,离开这个结合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没有意义的。

  五是结合的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不是一个无目的的过程,而是一个目的意向性非常强的主体性过程,就是要在创造性结合的过程中实现实践上、制度上、理论上的创新和飞跃,这些创新和飞跃的合理性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毫无疑问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有机构成要素。

  总之,从结构分析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种实践和思想发展过程,必不可少地包含着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过程、结合成果等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的性质和地位各有特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和发展逻辑,必然要对这些构成要素作进一步的展开分析。

  内在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过程,既是一种社会实践展开过程,也是一种思想理论发展过程,是两种过程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是复杂的,分析这些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内涵和思想逻辑研究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构成要素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动态结合的过程中,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发生自身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些要素间矛盾关系展开的动态过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始终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变化之中,主体的变化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以及二者结合过程的影响,这个过程也就是发展主体不断实现自身“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一方面,发展主体不是天然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存在及其传入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生成的前提条件。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用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指南,这批先进分子才率先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主体,在他们的努力下进一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主体、领袖主体、理论家主体和群众主体。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类发展主体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正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的互动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中,发展主体的素质不断提高,力量不断壮大,结合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不断上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才得以更加顺利发展。

  其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之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同发展主体、中国实际的互动中不断丰富完善的,这个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过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不是一开始就被完整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它正是在同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被各类发展主体逐步全面地、完整准确地传播到中国。刚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零零星星地介绍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虽然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掌握和运用,但并没有得到完整系统地介绍,党成立后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到了延安之后,党带领理论家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作了巨大努力,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被陆续翻译过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才得以比较完整地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并正确地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当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才得以提出,其发展过程也才大踏步展开;时至今日,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阐释依然是一项重要工作。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本是来自于西方的“外来户”,正是在同中国文化、中国实践发生联系之后,才逐步摆脱了“他在”状态而获得了中国化的形式,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接受和运用,如果不同中国实际发生关联,没有植入到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当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难以顺利实现。

  再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体之一的中国具体实际,是在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中国实际、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的过程。一方面,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具体实际才得到了准确的分析和把握,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中国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得到了正确揭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才逐步被确立,也就是说中国的具体实际才更加明朗、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国的具体实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进步。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进步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具体实际的这些变化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得到了新的发展。

  最后,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具体实际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各自发生的自身变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过程也不断丰富和深化。发展主体的不断成熟和壮大,使得结合的自觉性不断提高;两类客体本身的不断发展,使得结合的程度和性质不断提高,内容和成果更加丰富,过程也更加顺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内涵时,必然会遇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联,能够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为了弄清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需要简单梳理一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提出和运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就已经提出了创造和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必须要反对抽象空洞的、党八股式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在此后的理论探索中,他多次提到要把中国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断创造和发展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得到了中共领袖和理论家的广泛使用和阐述。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12]一文中,提出并反复使用“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张如心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中讲道:“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3]朱德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中写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邓拓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的《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社论认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1943年6月,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一文中提出,学习马列主义要特别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发表的讲话中也谈到: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多次使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称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也停用。改革开放后,这两个概念又开始在党的文献及学术界得到了广泛使用。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五大报告讲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2001年,江泽民提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简单的概念梳理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尽管有着密切联系,但是并不是同一个东西,二者各有指称。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动态过程的概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结果形态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动态性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个动态性过程所产生的一种结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后才能够出现。二者首先是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有一个时间上和逻辑上的先后次序。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的结果,即理论方面的结果而不是全部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也在实践上形成了带有中国特点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道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制度形态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政策体系等成果。因此,不能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涵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切创新成果。

  再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成果,而不是一切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观点。但是,由于理论上、实践上或者历史文化上等多方面的原因,有些理论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也就不能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当中。例如,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出现的许多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一些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它们都是结合过程中产生的理论,但不能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来看待。

  最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日益丰富,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断深化,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理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更好地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在此,二者之间又形成了一个互为因果、互为动力的历史开放性。

  显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多维度展开的过程,其内容不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中国实际的维度,也有中国实际和实践经验上升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维度,还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对外传播的维度,这些不同维度从理论内容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自主创造性的结合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最生动活泼、最具生命活力的内容,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自主创造性的特质。

  结合是根本原则和关键环节。在酝酿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之际,毛泽东就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之间的关系这个核心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深刻把握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把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加以运用,并在运用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首先,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当然学习的重心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教条。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指导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各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和价值,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特点、具体实践的结合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最后,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同各国具体实践、具体特点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原则和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但是,《反对本本主义》是在开辟中央苏区的过程中写下的手稿,一定程度上只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传播范围很有限。毛泽东当时在全党中地位不高,只是根据地内的一个领导人,文章的观点对中央和全党的影响并不大,并在后来被作为批评的对象,不可能形成全党的共识。经过长期思想交锋,特别是经过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的集体反思,毛泽东的地位逐步得到全党认同,他的思想观点才逐步成为全党共识。六届六中全会在进一步确立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同时,把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写进了党的报告当中得到全党认同。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继续对这个根本原则反复强调。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把是否能够和善于“结合”看作中国共产党成熟程度的主要标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又郑重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15]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结合新的实践继续强调这一根本原则,《论十大关系》中写道: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他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并特别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16]。邓小平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时,再次强调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经验。

  独立自主的、创造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点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多少异议;但是,实现什么样的结合则是不一样的。

  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严厉批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的做法,认为这“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是必须废止的“洋八股”、必须少唱的“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休息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完全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外来指示而不对中国具体情况作独立自主的深入分析,或者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词句和俄国革命经验而不是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加以应用和创新发展。这种做法也是一种“结合”,但这种“结合”不是独立地、自觉地应用发展,而只是被动地甚至是被迫地接受,不是有机地、创造性地结合而只是机械地叠加、生硬地对接,其结果不是一连串的成功而是一连串的失败。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突出地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独立自主的主动性过程而不是外在强制的被动性过程,是根据实践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过程。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必须是独立自主的而不是被动强制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中国人自己,而不是其他人,必须把立足点放在中国人自己身上,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自主性的而不是依附性的过程。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都是听命于共产国际,在重大问题上缺乏应有的独立自主性,这种依附性、被动性是当时革命遭遇严重曲折的重要原因。基于此,毛泽东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获得”,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气派和风格。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独立和成熟,独立自主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中国人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17]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8];“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19]正是通过独立自主的结合,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创新。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是创新发展的而不是封闭僵化的。从发展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学习吸收、融合再生、突破创新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再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再创造的创新性过程。毛泽东在谈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特别强调,必须创造性地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依据中国实际创造新的理论观点:“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0]新中国成立后,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结合新的任务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1]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强调:“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22]21世纪之初,针对有些人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江泽民特别指出,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必须根据实践的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明确提出“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3],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和文化自信。

  建立在科学方法基础上的能动性结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不是自动自发的,而是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动自觉地进行的,这种能动性不仅体现在发展主体的独立自主性和理论再创造方面,而且体现在这种结合是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之上的。

  毛泽东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创作了《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哲学著作,以及大量关于方法论的著作,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方法。这些科学方法不断得到运用、充实和发展完善,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整套科学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群众路线等方法。

  一是实事求是的方法。这是最根本的、世界观层面的方法论,它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统一为本质特征。实事求是,就是一定要尊重客观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客观实际中获得真理性的认识,作出合乎实际的、符合规律的、指导实践的路线方针政策。这里所说的“实事”并不是简单的表面现象,而是包含着事物的内在本质、发展规律的客观实际;这里的“求是”也不是自发性地、经验主义地去理解事实,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深入现象背后去探寻事物的本质和规律。[24]切实贯彻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原则,能够有效抵御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揭示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提出了矛盾问题精髓的原理,科学论述了矛盾分析方法。根据矛盾分析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就是一般和共性的东西,而中国具体实践则是特殊和个性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般和个别的辩证矛盾运动,就是要是用马克主义理论这个一般来指导中国具体实践这个个别,从中概括出符合实际情况的一般理论,再把一般理论和方针政策用以指导具体实践,并通过实践进一步纠正、补充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加丰富完善,实践更加合理有效。

  三是调查研究的方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充分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了解实际情况的根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毛泽东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报告,创作了《反对本本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论著,系统阐述了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他明确提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5];“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26]经过长期的运用和发展,调查研究已经成为集中集体智慧的重要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重要路径。

  四是群众路线的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真理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之间的双向统一。群众路线的核心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将群众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形成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加以检验其正确性,最后形成更正确、更丰富的真理性认识。这不仅是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方法。只有真正走群众路线,才能把群众实践中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思想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提升,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观点、新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概括起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实际、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历史开放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独立自主地、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规律,使之成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金民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逻辑”成果,项目编号:16KFS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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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论坛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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