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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正定:“近平一向都严格自律”

时间:2018-01-26 09:17:18

  采访对象:王幼辉,1934年11月生,江苏丹阳人,九三学社成员。1981年任正定县副县长。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2003年退休。

  采访组:记者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7日采访

  地点:石家庄市王幼辉家中

  采访组:王幼辉同志,您好!您大学毕业后就在正定县工作了,习近平同志1982年来正定工作的时候,您任副县长,应该是正定最早接触并与他相识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辉:是的,我1957年大学毕业后来正定县工作。近平1982年初来到正定的时候,我是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确实算是和他认识比较早的同事。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见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区英语学习班学习,县里给我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回去开会。回去以后,我们县领导和地区的领导都坐在一个会议室,谈一个技术引进的事情。进了会议室,我就发现有一个“当兵的”坐在我对面。他年纪不大,一身旧军装,穿得很土,脚上穿个大头鞋,活像个部队炊事班的班长。我很奇怪,怎么有个当兵的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就问坐在我旁边的地区徐副专员:“那个当兵的是谁呀?”

  徐副专员说:“这是习仲勋同志的儿子习近平,到你们县来当副书记。”我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个“当兵的”就是习近平。

  近平当时任县委副书记,在工作上受县委冯国强书记的领导。我们县领导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儿子后,当时有一位县长就说:“中央大官的子弟,我们怎么相处?”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为这个和大家产生隔阂。在正定,那时候领导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个食堂,我们在食堂打饭,不管职务大小,都按照先来后到排队,打完饭以后,大家就在院里的大石灰板上吃饭,蹲着吃,边吃边聊,哪个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到正定来,“入乡随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刚到正定的时候不满29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虽然年纪相差很大,但我们思想上比较一致,平时很谈得来。

  1983年,我到省里以后,冯书记也调到地区工作,近平担任县委书记。他是正定县的第十任县委书记,也是最年轻、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县委书记。

  虽然年纪轻轻就当了这么重要的官,但我从来没有见他发过火,也从来没有见他跟谁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气,平易近人,这让同志们都感到很亲切。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从来就是这个样子。跟他在一起相处,我从不觉得拘束。

  有一次开会,我跟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讲,习近平刚决定从中央机关到正定来的时候,本来想从基层干起,当个公社党委书记,但当时省委组织部考虑到,从中央下来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让他当正定县委副书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刚来正定的时候,分管哪些工作?请谈一谈他刚接手工作时,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辉: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设是他分管的工作内容之一。在这方面,他干了很多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问题。

  正定县是个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这里到无极、石家庄、沧州,公路上来往的车辆很多,但是那时的公路非常脏乱差。社员经常在公路上占地堆粪、晒麦子,汽车就只好绕着走。还有人为了铺设管子浇地,就在公路上挖沟。路边的私搭乱建也很严重,有很多破破烂烂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还有,路边的树木也被人盗伐了不少。公路疏于治理,长期处于这种乱象,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为了抓好公路治理,动员各个部门,包括农业、商业、公安等系统,督促四大班子齐抓共管。他持续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一直持续很多年脏乱差的公路,近平一来总算给弄干净了。

  采访组:您当时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对于农业大县正定来说,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应该是县里工作的重中之重,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时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辉:是的,我们两个工作上配合很多,经常在一起谈工作,也经常一起下乡。正定县当时有25个公社、220多个大队,近平对我说:“你在正定待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学农的,肯定跑遍全县了。”我确实对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近平下乡,就经常和我结伴同行。

  县委当时有吉普车,但近平跟我讲:“咱们还是骑自行车下去好,这样可以多看看。”

  这样,我们平时基本都是骑自行车下乡。出发前,近平嘱咐我说:“咱们下去,你还是不要提我父亲的名字,就说我是复员军人,来当副书记就行了。”

  近平当时考虑到,工作是工作,和个人背景是两码事。实实在在干好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样,别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会看低自己。

  我们骑自行车下乡,随走随看,主要是看庄稼长势。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产的主任了解情况;到了大队,就向大队抓生产的干部了解情况。近平在乡下调查的时候,除了问生产以外,还经常问社员家里的情况。他很喜欢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话,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很随和,很亲切。后来,据当时县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闫书章告诉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内,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县所有公社、所有大队。

  我们一般在公社吃饭。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队,他都会吃“派饭”,吃完之后抹抹嘴,说声“谢谢”,按照规定交半斤粮票,再交一毛五分钱。下午继续走乡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东权城公社下乡,吃饭时,有5个公社书记,还有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那天的菜也很简单,有一盘猪耳朵、一盘拌豆腐,这么多人吃这两个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条。东权城公社书记还拿出一瓶酒来给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没喝。吃完饭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请客,拿出10块钱给了那位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笑笑说:“这些饭哪里用得着10块钱?我还倒赚几块钱。”

  采访者: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年是怎样摘掉正定“高产穷县”帽子的?

  王幼辉: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们全县的领导干部以及20多个公社书记都抓农业工作,“单打一”。至少我参加的多数会议,主题就是农业。我本人是专抓农业的,在正定县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们正定的农业,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们正定县有45万人,种了30万亩粮食。那个时候,省里提出“500斤过黄河,800斤跨长江”。我们是全省第一个“跨长江”的县,还写了一本《渡江记》的小册子。

  那时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产县,大家都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人们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县“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给我说:“幼辉,你别看我们高产,村里有的户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

  我听后大吃一惊:“还要到无极县买山药干吃?咱们的粮食不够吃啊?”

  他说:“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们30万亩的土地种粮食,总产量是2.4亿斤,亩产是800斤。这2.4亿的产量,要上交7600万斤,剩下1亿6400万斤再分给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这些粮食,还是原粮,是带壳称的,而且就这些粮食,除了人吃还要喂马,还要留下一年的种子,社员的口粮的确不多。近平说,正定是“高产穷县”。这话虽然不好听,但说的却是实情。他很直接地提出来,这个上交数量不合理,老百姓负担太重。

  他向省里领导提意见说:“我们是‘跨长江’的第一个县,但是我们老百姓吃饭还成问题呢!”后来,上级领导经过调查研究,感到正定确实是上交太多了。考虑到正定的实际情况,决定给减掉2800万斤。这样,我们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饭问题就比过去好了不少。

  群众拍手称快,夸赞说:“到底是北京来的干部,近平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实,农民负担过重的情况,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同志并不是不知道,但别的干部没有这个胆量向上级反映,近平就敢,这就表现了他实事求是和敢于为群众担当的精神。

  采访组:刚才您讲到,初次见到习近平同志的时候,他穿着一身旧军装,很“土”,那么他平时的生活都是这样简朴吗?

  王幼辉:近平时时处处都在为群众谋利,他自己的生活却特别简朴。我到省里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来看我,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次饭店。快到中午的时候,11点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离石家庄也就半个小时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饭。

  其实我完全可以领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饭,但他到点准走,不愿意给我添麻烦,我也从不留他,老朋友之间没必要那么客气。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饭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说:“你今天在这里吃饭吧。”

  当时,近平已经是县委书记,我是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没有给我们开小灶。他自己掏钱买了一个鱼罐头、一个牛肉罐头,又抓了两把米,放在一个很小的铝锅里,用煤油炉蒸米饭。那个锅很小,最后蒸出来就是每人一碗饭。他对我说:“就这些啊,多了就没有了。”没有汤,我们就一人倒了一杯白开水喝。不过,这顿饭我们还是吃得很开心。其实,他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叫伙房给我们做个饭,但他不愿意搞特殊化。

  县里的生活确实很艰苦。1983年,近平有一次到石家庄办事,办完事来找我,他发现我房间里有个卫生间,卫生间里还有个澡盆子(因为我这个住处本来就是招待所改建的)。他就对我说:“我想洗个澡。”

  我当时有点为难,因为这里不是天天有热水,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五才有热水,但这天恰好不是。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先把澡盆洗干净,然后用脸盆到隔壁的茶炉房去端热水,连端了6盆热水,把茶炉里的热水全放完了,然后再兑些凉水。

  搞好了洗澡水,我对近平说:“你当心不要把塞子踢掉,要不水都放走了,你可就洗不成澡了。”

  接下来,近平就“舒舒服服”洗了个澡,洗完以后说:“真舒服啊!”

  那个时候,正定的条件很艰苦,县委、县政府都没有洗澡的地方。近平是县委书记,完全可以到招待所去洗澡,但他不搞这种特殊化,他一向都很严格自律。他说,天热了,就在办公室里用热水擦擦身。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那次到石家庄是办什么事?找您又是因为什么?

  王幼辉:他那次到石家庄来,是为正定县建造荣国府的事,找我也是商量这件事。通过抓旅游建设促进正定发展的思路,在近平当县委副书记时就已经成型了。当时别的人并没有这种想法,只有他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正定县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我还在正定工作时,近平就跟我谈过,正定有那么多古寺,还有那么多宝塔,为什么不利用起来发展旅游呢?

  有了这个思路,近平首先考虑的是把这些文物古迹保护好,其次才是旅游收入的问题。如果这两者有冲突,他首先还是侧重于文物保护工作。

  有一次,我们到隆兴寺去,他看见一块碑,上面刻有朱熹题写的“容膝”两字,拓一次碑收5块钱。旁边还有一块隋碑,因为年头太长了,很多地方已经风化了。近平说:“以后不能拓碑了,要把朱熹的题字碑封存起来保护好,那块隋碑也封存起来,可以刻一个仿制的碑。”现在立在大殿右边的那块隋碑,就是按近平的指示仿制的。

  1983年,他任县委书记后,正好来了一个机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要拍摄《红楼梦》连续剧。近平通过做工作,争取到剧组的很大一部分镜头在正定县拍摄。剧组原计划搭建一个临时拍摄基地,拍完了戏一拆了事。后来,近平决定建一个永久性的荣国府,还要建荣宁一条街,这样正定以后就可以借此发展旅游事业。

  近平就和我讨论,荣国府建好了,《红楼梦》拍完之后,如何再利用这些房子的问题。当时他跟我说了一个方案,就是把荣国府变成仿古形式的招待所。他说:“我们把荣国府建成永久的建筑,拍完电视剧以后,不仅可以当成旅游景点,也可以变成招待所,比如尤二小姐的房间多少钱一天,王熙凤的房间多少钱一天,林黛玉的房间多少钱一天……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这条路走不通的话,我们就搞旅游,把荣国府作为旅游景点来开放。”他还给我算了一笔账:“不仅仅是荣国府卖门票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游客来看一会儿就走。游客不仅在荣国府参观,还可以在荣宁街吃饭、买纪念品。如果我们正定县只有一个隆兴寺的话,游客一上午就走了,只在此留半天。如果我们再加上荣国府和荣宁一条街,游客最少能留一天。这一天之内,他要吃喝,要住宿,要消费,这样他就把钱留在正定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近平就下定了建设荣国府的决心。

  1986年,荣国府竣工。那时近平已经离开正定到厦门工作了,我去参加了竣工仪式。荣国府对游客开放以后,门票销售异常火爆,有力拉动了正定的旅游、餐饮等相关产业,对繁荣正定经济发挥了极大作用。

  近平的眼光独到,很有远见,发展旅游业不算计一时一处的收入,而是纵观全局来策划。他在浙江任省委书记时,把西湖的门票一律免除,一开始有些人不理解,后来发现门票免了以后游客更多了,杭州的旅游收入反而大幅提高了。

  采访组:我们了解到,您那时为帮助习近平同志建设荣国府,筹措了不少资金。是这样的吧?

  王幼辉:是的。建设荣国府,当时的主要困难就是资金问题。盖这么大一座建筑群,如果没有一定的投资渠道来支持,单凭正定县的财政肯定是负担不了的。我本人不是抓旅游的,但我跟近平经常谈这些事,我们很谈得来。近平和我统计了一个数字,大概需要300多万元,正定肯定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俩就开始动脑筋了。

  我们商量着是不是可以从省里要些钱来。后来,近平从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同志那里要来了20万块钱。

  那时,河北省成立了一个文艺基金会,有一点钱。我跟原省委书记(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高占祥同志商量:“能不能从基金会拿10万块钱,借给正定县建荣国府?”他当省委书记时是抓文化的,很能理解近平做事的初衷,痛快地说:“好!”

  我趁热打铁说:“这10万块钱还远远不够,应该集点资,让大家都来支持建荣国府。”

  有一天晚上,近平和我准备到高占祥同志家去商量这件事。我在电话里说:“高书记,我和近平想到您家里去谈一谈荣国府的事,您看可以吗?”

  他说:“你们可以来,但是我家里吃饭吃不好,我们家没保姆。”

  那天,近平买了十几个罐头,带到高占祥同志家里去,我们一边吃“罐头宴”,一边谈事情。

  后来,高占祥同志就和我协调省财政厅、文化厅等10多个单位开了个会,叫大家出一点钱,最后决定向正定拨出专用款172万元。这样,加上之前七拼八凑的钱,总算把建设荣国府的事情定下来了。

  采访组:您到省里工作以后,在很多工作上还和习近平同志保持着密切联系。你们作为老朋友,生活上的交往也很多吧?

  王幼辉:那还是很多的。有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难忘,就是他请我到北京他的家里吃饭,一家吃得真简单啊。那是在1983年,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召开,我到北京开会,住在京丰宾馆。那天,近平也正好在北京,我就想去他家看看,我自己也有个好奇心,想看看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同志的家究竟是个什么样。

  于是,我就给他通了电话,说:“我今天不开会,去你家看看,行不行?”

  近平说:“欢迎啊,你来吧!”

  随后,他告诉了我地址,我挺高兴,就借了一辆破自行车,一直骑到他家。到了他家,我把自行车放在外面,警卫已经得到了通知,就请我进去了。一进屋,就看见他已经坐在客厅等我了。我和近平打了招呼,又环顾客厅的陈设,当时可以说是大吃一惊,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家的客厅,没有电视机,就有几张旧沙发,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叫我懂得了什么叫俭朴。这就是国家领导人家的客厅啊!

  我们坐在客厅聊天,近平的姐姐桥桥那天在家,齐心阿姨也在家,她就坐在我们对过,说:“我喜欢听你们之间的谈话。”

  聊到11点半,快中午了,近平说:“你在我们家吃饭吧!”

  听到近平说这句话,我正求之不得呢,因为我肚子已经饿了,骑车回去吃饭也来不及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带钱,这顿饭就指望在近平家吃了。我心想:我倒想尝尝副总理家的饭是什么味道。

  近平就对服务员说:“告诉厨房,今天有客人来了,多加……”近平说到这儿,我心里潜意识地就想,肯定是吩咐多加两个菜,结果近平说的是:“……多加一副碗筷。”

  我问近平:“你爸爸回来不回来?”

  近平回答说:“回来。”这一下,我又紧张了。

  开饭前,我听见一辆汽车进院来了,近平说:“我爸爸回来了。”

  话音未落,精神矍铄的习仲勋同志就走进客厅来了,我连忙起身,壮着胆子说:“习叔叔!您好!”

  习老走过来跟我握手,近平在旁边介绍我:“他叫王幼辉,过去在正定工作,是我的好朋友,现在在省里工作。”

  习老一边跟我握手,一边热情地说:“欢迎!欢迎!”

  到了吃饭时间,大家都在饭厅落座了。我一看,长方形的桌子上,没有菜。我坐在一边,近平就坐在我旁边,习老、齐心阿姨、桥桥也都落座了。一会儿,饭上来了,是陕西的米粉面,吃起来酸溜溜的,这个饭要比我在京丰宾馆吃的政协会议餐差老鼻子了。

  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习老的左手边放了一个大盘子,里面有一摞切片面包,我一边吃米粉面,一边用眼睛看着面包片,特别想拿,但是要拿,我就得站起来绕过习老,我觉得太失礼了,也不敢,所以就决定算了,忍住不吃了。

  吃了一阵,我说:“我吃饱了。”

  近平说:“你舀一碗汤喝。”

  我一看那个锅里,是鸡汤,但是汤炖得非常淡,所谓的鸡汤,没什么味道。大概是一只鸡炖了一大锅水的缘故。

  吃完饭以后,习老问我:“我们家的饭好吃吗?”

  我违心地回答说:“好吃!好吃!”心想,这顿饭吃得可真简单啊!

  我们简单聊了几句。习老说:“个人、家庭都要勤俭节约,这样社会上就会形成好风气,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这是他对我和近平两个人讲的。

  随后,习老对我说:“要不我们俩扯扯(方言,聊聊)?”

  我心里想:我跟国家领导人有什么话扯扯?但是我也不好说“不扯”。当时,我看习老的眼睛有点发红,就说:“您忙了一上午了,眼睛都红了,中午还是休息一下吧。”

  习老说:“好吧,那我就不陪你了,我下午还有个外事活动。”

  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放心了。其实我也怕自己跟国家领导人讲话讲不了什么。

  习老上楼休息之前,又对我讲了一句:“下次到北京来,还来我家玩啊。”

  我估计他们家人中午也得休息,就赶快告辞走了。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叫《难忘的习家午宴》。在那篇文章里,我说:“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不是像人们所说的、电影里所讲的住豪华别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85年年初,有一次机会,我在北京又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那段时间,近平正在忙正定的事情,大概很久没回家了。习老就跟我打听:“近平在正定那边什么情况?”

  我说:“近平现在干得生龙活虎,正在建造荣国府,这个大项目能给正定的发展带来巨大好处,把单打一的农业县搞成多种经营的旅游县。”

  习老说:“你回去转告他,他做的事情是应该的,要埋头苦干,不要骄傲自满。”

  我说:“好,我一定带到。”

  这就是我和习老的第二次见面。一晃,很多年过去了,2002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近平秘书的电话:习仲勋同志去世了。

  第二天,我就开车赶到了八宝山。遗体告别仪式上,来宾绕遗体一周,再和家属握手,当时齐心阿姨因为悲痛过度,体力不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和来宾握手。我当时没有见到近平。我想,这么大的事情,近平怎么不在呢?

  当我要走出门的时候,猛地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高处朝我喊:“幼辉!”

  我回头一看,近平在台阶上面朝我招手,他大声朝我说:“你要保重身体!”

  我说:“你也保重身体!”近平点点头。

  (下转4版)我说:“我走了啊。”近平同我招手告别,我就转身走了。

  那一天,我的心情很悲痛,近平失去了一位慈父,我失去了一位非常敬重的长辈,人民失去了一位好领导,这也是国家的巨大损失。

  虽然我与习老只见过两次,但是通过这两次,我就意识到了,近平品格的形成,和习老的言传身教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这就是“家风如春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正定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吗?

  王幼辉:1987年,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到福州参加校庆。虽然我在福建读了几年书,但没去过厦门。校庆结束之后,我就到厦门去,一方面是带我爱人走走,另一方面是去看看近平生活得怎么样。到了厦门,我就打电话给他,说:“近平!我来厦门了!”

  近平很快就到我住的招待所来看我。那天,我出去办点事,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正在跟我爱人谈天呢,还给我们带了一些水果。我问他,彭丽媛同志现在在哪里演出?他说:“她去中央音乐学院读硕士学位了。”我这才知道,彭丽媛同志是我国第一位民族声乐硕士。

  后来,近平在浙江和上海工作的时候,我们有几次见面的机会,但不是他太忙,就是我错不开时间,所以那几次都没能见上面。虽然没有经常见面,但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到了2008年,我突然接到省委办公厅一个电话,说:“近平同志要到你家去看你。”那次见面,近平问了我的家庭情况。

  谈话当中,我说:“我送你一套书吧,你不是分管香港工作吗?我送你一套《大公报名记者丛书》,一共7本。”

  近平说:“好!你送我书,我就要。”

  从我家离开的时候,近平说:“幼辉,你多大了?”

  我说:“75岁啦!”

  近平感慨地说:“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2013年,因为爱人生病,我住在北京照顾她。我们省委副书记给我打电话说:“后天,你必须赶到石家庄,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找你。”

  我答应了,心里却有种预感:我退休那么多年了,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找我?会不会是近平来了?

  我赶到石家庄,一看,果然是近平来了。当时有好些老同志都在,大家一起合影,前面一排坐着,后面一排站着。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精神!”

  我说:“不精神了,现在精神不了了!”

  当时,我旁边有位姓熊的老同志,曾任省委顾问委员会秘书长,是石家庄地区的老干部,大概已经80多岁了,走路不方便,拿着一个拐棍站在我旁边。近平看见了他,就说:“这么大年纪,还站在后面?来,加个椅子,让老同志坐在前面!”

  近平对老同事的这份情谊,让我很感念。他对老干部的这份尊重,也让人很感动。(学习时报,邱然、陈思、黄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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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理论网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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