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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与重要意义

时间:2018-01-08 17:32:54

  作者简介:刘荣军(1971- ),华侨大学现代社会与政治哲学研究中心、生活哲学研究中心暨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内容提要:认为“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中后期文本中是个“消失了的范畴”的说法只是一个“学术假象”。马克思在早期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市民社会”中抽象出了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基础的“市民社会”概念,在中后期则将以“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具体形象的“现代社会”概念从一个描述性的实存性概念改造成了一个分析性的本质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从而实现了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以现代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和批判对象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自信,也涵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原则。

  关键 词: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2AZX003)和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与建构研究”(16SKBS301)的阶段性成果。

  市民社会概念是马克思经由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这三重批判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阶梯。然而,自日本学者平田清明指出“市民社会”是一个在马克思前期文本中曾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其中后期文本中却“消失了的范畴”①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文本中是个两度“消失了的范畴”:先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的《巴黎手稿》中的“暂时消失”,后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的“永久消失”。面对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中后期文本中是否消失的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聚讼纷纭的探讨。本文认为,“市民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中后期文本中是个“消失了的范畴”的说法并非一个“文本事实”,而是一个“学术假象”。马克思在早期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市民社会”中抽象出了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概念,在中后期则强化并突显了以“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典型形态和具体表现的“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价值立场,把“现代社会”概念从一个描述性的实存性概念提升为一个分析性的本质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探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现代社会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具体形象与抽象概括

  探讨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含义必须结合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使用的不同语境和文本进行理解。那么,这种理解的突破口在哪里?我认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如下论述:“‘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②仔细考辨可以发现:马克思实际上按照“财产关系”是否“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这个标准把市民社会划分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和“非真正的市民社会”两个序列。

  所谓“真正的市民社会”序列,是马克思用来指称从中世纪后期的商业贸易中兴起、经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确定下来、直到19世纪获得典型化表现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其他地方所说的“现代的市民社会”③和“发达的市民社会”④等,都属于这种意义上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序列,其根本特点是“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⑤。“真正的市民社会”之所以能从18世纪以前那种“先前的市民社会”中产生出来,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推动。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最终通过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实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法国大革命就是它的典型代表。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说,这种市民社会是与世界历史和现代社会相伴而生的,因而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现代的市民社会”。

  所谓“非真正的市民社会”,是马克思用来指称欧洲近代社会之前私人领域和私人交往关系的社会范畴,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马克思在别的地方所说的“希腊人的市民社会”⑥“奴隶占有制的市民社会”⑦“中世纪市民社会”⑧“旧的市民社会”⑨“旧日市民社会”⑩“先前的市民社会”(“过去的市民社会”)(11),以及恩格斯所说的“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12)等,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序列,其根本特点是财产关系尚未摆脱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政治共同体,表现于外就是它的政治社会性或政治等级性。马克思说:“中世纪的精神可以表述如下:市民社会的等级和政治意义上的等级是同一的,因为市民社会就是政治社会,因为市民社会的有机原则就是国家的原则。”(13)相对于“现代的市民社会”来说,这类市民社会我们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先前的市民社会”。

  然而,进一步考察便会发现,“现代的市民社会”和“先前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序列的粗略划分,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从最终的意义上说,这两种序列的市民社会都是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在它们背后都隐含着“一个合理的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这就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它是“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的“根源”(14)。对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给予了充分阐述:“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15);“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6)。显然,这种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等具有同等程度(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它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概念。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能提炼出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研究内容上,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只能是从法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产物。道理很简单,法哲学批判主要探讨的是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因而只需把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把握就足够了。但是,对于自觉认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7)的马克思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意味着对市民社会自身各个要素的结构性分析。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在《巴黎手稿》中对私有财产、异化劳动、分工、交换、货币、需要等“国民经济学和市民社会”(18)的基本要素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根本原因。由于这种分析已经深入市民社会内部,因而市民社会这个总体概念自然也就成了“暂时消失”的范畴。事实上,经历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抱有更多期待的马克思对这两者之间的原则界限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论自觉:法哲学批判针对的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不一致”,是市民社会同“国家制度的后果”的“片面的对立”;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理应针对“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本身之间”的“不一致”,是市民社会同“(国家)制度的前提”的“全面的对立”(19)。这种原则区分意味着,只有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才能通过对现代国家及其现实基础的批判对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作出更为彻底的批判,从而确立起现代社会历史理论的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基础(20)。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只能是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产物。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述的“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21),“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2),现代市民社会尽管有自己的生成、发展与演化的历史,但它作为最抽象的概念却只能出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诚如恩格斯所说:“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23),而“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24)。从原则的高度来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科学抽象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马克思在对“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现代的市民社会”的睿智理解中,捕捉到了与世俗生活原则本质相关的历史运动的最深刻的东西,迎来了自己由法哲学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次转变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转变”——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以寻求哲学世界观在根基处的建构。这就是马克思在给列斯凯的信中谈及他“把《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工作搁下来”的根本原因:“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很必要的。”(25)

  总之,正是在对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中,马克思确立了自己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马克思对市民社会概念两种意义的确立:一是概括了抽象的市民社会概念,即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一般”;二是区分了具体的市民社会形象,即“市民社会一般”的具体化、特殊化和时代化,它包括了“先前的市民社会”和“现代的市民社会”这两个序列。然而,由于马克思早期更加强调和关注“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市民社会”序列,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这种理解虽然过于笼统,但它至少说明马克思早期的市民社会概念包括不同含义。正如俞可平所说:在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经济基础”“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这些概念都不完全等同于“市民社会”概念,“市民社会”的外延比它们要宽泛得多,是任何其他概念都不能替代的概念(26)。所以,那些认为市民社会概念的“永久消失”是因为它是马克思早期使用的一个不科学、不成熟的概念,所以被后来的马克思弃之不用的观点,以及那些认为市民社会概念从来就没有消失,因为“市民社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观点,都是对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简单化、片面化理解:前者无力解答马克思中后期除使用“资产阶级社会”(德语kapitalisitischen Gesellschaft;英语bourgeois society)这个具有明确含义的词语外为什么还继续使用“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德文词语的文本事实;后者无法面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和“现代社会”在概念内涵与发展逻辑上的交叉与重叠问题。

  二、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的消失假象与现代转型

  那么,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市民社会概念在经历了对其抽象意义的剥离后,是否就完全萎缩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从而使“市民社会”真得成了一个“永久消失”了的范畴呢?回答是否定的!据考证,马克思不仅在中后期继续而频繁地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德文词语,而且在他和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英文版中,这个词还被分别译成了法语的société civile(“市民社会”)和société bourgeoisie(“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英语的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和bourgeois society(“资产阶级社会”)。而且,在马克思用英文写成的《法兰西内战》中,他还同时使用了civil society和bourgeois society这样两个词。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市民社会”与“资产阶级社会”并不是毫无差别的两个概念(27)。

  既然马克思在中后期多次使用了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并且将它拆分成法语和英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词,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把这个词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代名词从而造成了“市民社会”好像是个“消失了的范畴”这种学术假象呢?我认为,这其中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既有马克思的原因,也有我们的原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马克思把黑格尔国家理念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国家观颠倒成了家庭、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和“基础”的唯物主义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既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那么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就是同一共同体内部的对立。所以,为着要彻底消灭具有阶级性、虚幻性的政治国家,就必须将政治国家连同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一起消灭掉。由此出发,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力图以普遍的、至善的伦理国家超越特殊的、有缺陷的市民社会的发展路径,提出了“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28)、“为消灭国家和市民社会而斗争”(29)的理论任务,另一方面又从“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30)的历史进步性和“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31)的历史限度出发,主张把“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即“政治解放”)推进并提升到“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32)的高度。将这一理想叙事具体到革命实践中,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相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所应有的彻底性: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最终也要消灭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

  然而,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思想家,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33)1848年欧洲革命的爆发给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实现他的抱负、运用和检验历史唯物主义的机会。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在为总结这次革命经验教训而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由于马克思一方面把无产阶级革命与不断革命、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联系起来,另一方面频繁地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指称“资产阶级社会”,所以给人一种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因为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宣传、捍卫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而且还叠加上了19世纪晚期无产阶级革命高涨带来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激化”以及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带来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从而使得用“资产阶级社会”对译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成了一个历史传统。当人们用“资产阶级社会”格式化地对译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时,就会习惯成自然地认为“市民社会”就是一个“消失了的范畴”(34)。

  另一方面,这种情况也与德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多义性客观相关。德语中没有与法语或英语的“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分别对应的固有词汇,只有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意义不是很明确的词语。这使人们对它的理解产生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效应:从好的方面说是双关性,从坏的方面说就是歧义性。马克思是从双关性来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既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就要消灭它的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因而要以彻底消灭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己任。而伯恩施坦则是从歧义性方面理解的。他说:“我明白地用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推移这种说法,而不用今天习用的‘从市民的社会’这种说法。‘市民的’(bürgerlich)这个词……在任何情形下都是意义不明的说法。它一方面可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熟语用法不良的例证,同时又是把敌我双方的误解巧妙地连接起来的东西。在这件事情上,责任的一半在于德语。在德语里面,没有表示与特权市民的概念有别的有平等权力的市民概念的固有的词。”(35)在这里,伯恩施坦看到了bürgerliche这个用语的歧义性,看到了“敌我双方”都有可能利用bürgerliche来为自己进行理论论证和辩护的可能性,但他却明显地误读了马克思,把马克思归结为“故意”混淆“敌我双方”之间对立的人。显然,正是这种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最终使伯恩施坦走向了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他说:“在今天,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所谓对资产阶级斗争、所谓消灭资产阶级社会是意味着什么。可是所谓对市民的社会斗争,或消灭市民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特别是在德国,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德国的最大而且居于首位的国家,即在甚至取消妨碍市民发展的封建制度的大部分尚且成为问题的普鲁士,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没有人想破坏作为文明地组织起来的共同体的市民社会。……社会民主党既不想瓦解这个社会,也不想使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无产阶级化。不,无宁说社会民主党所不断努力追求的,是把劳动者从无产者的社会地位提高到市民的社会地位,使市民阶级或市民的地位普遍化。就是说,社会民主党不是要建立无产者的社会来代替市民的社会,而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36)这里暴露出来的,从表面上看是对bürgerliche的理解问题,但从根本上看则是伯恩施坦与马克思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上表现出的那种根本性原则区别:无产阶级解放与革命的最终目的,除了要消灭资产阶级社会,还要不要消灭市民社会?

  进一步说,伯恩施坦与马克思之间的对立是否仅仅意味着革命目标上的对立而非革命策略上的对立?我认为不是的!在被称为恩格斯“政治遗嘱”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恩格斯曾如此坦陈:“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37)“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38)然而,如果就此断章取义地以为恩格斯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与斗争策略的根本改变,甚至认为恩格斯就是修正主义的“鼻祖”,那也未免太过草率了。因为恩格斯这篇“导言”强调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应根据变化了的条件制定新的斗争策略,从而实事求是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正因此,恩格斯一方面充分肯定德国社会民主党应当利用“普选权”这一合法斗争形式为未来的决战积蓄和准备力量,另一方面也强调不能放弃暴力革命和“革命权”,强调“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39)。这与伯恩施坦把议会斗争夸大为唯一合法的斗争形式、企图用修正主义的改良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

  事实上,伯恩施坦提出的问题和恩格斯面对的问题,马克思不是没有思考过。早在1850年11月,马克思就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40)面对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进入的相对平静的经济繁荣时期,再加上对政治经济学的不辍研究,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1)从根本上说,“两个决不会”是对《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的补充、完善与发展,两者辩证地说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所应持有的科学态度:既要坚信“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又要正视“两个决不会”的客观现实;当然,我们对“两个决不会”,也只能从世界性的全局来理解,因为它同无产阶级革命在旧世界的某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中,首先获得突破和胜利,也是不矛盾的。

  这种历史辩证法和革命辩证法的科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它决定了既是革命家又是思想家的马克思此后的理论致思路向:既然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基础“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无产阶级革命“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42),既然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现象表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将是一个长久得多、复杂得多、曲折得多的历史过程,那么重新审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对象的“现代市民社会”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理论事件。由此,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作为他的社会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迎来了它的又一次深刻转型:在经历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市民社会中抽象出了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概念之后,还得经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3),亦即“使抽象形象重新向具体形象复归”(44),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这两个“特殊”概念中重新概括、提炼并突显出“现代社会”这个基础性概念理当具有的时代特征与价值原则。

  毋庸置疑,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虽然触及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但他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作为具体的“这个社会”的“现代社会”。对于这样的现代社会,马克思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中后期都使用了三组词语来表达:一组是意义比较明确的modernen (heutigen) Bourgeoisgesellschaft(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组是与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双关语经常联合使用的modernen (jetzigen/heutige/wirkliche/gegenwrtige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另一组就是直接使用的modernen (jetzigen/heutige/wirkliche/gegenwrtigen) Gesellschaft(现代社会),如马克思在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中后期著作《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中,都曾多次使用了“现代社会”这一概念。这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现代社会”并非是马克思中后期才使用的概念,它与“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一样,都是马克思指称现代性社会的基础性概念,甚至多数情况下就是被作为“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义语、缩略语而使用的,因而贯穿了、贯通了马克思早期与中后期思想之间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其次,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词不仅在马克思早期的文本中而且在马克思中后期的文本中始终具有两种基本含义:在直接意义上指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特殊”,但在间接意义上指的就是以“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典型形态和现实表现的“现代市民社会”。正如内奥克利奥斯所说:“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中,凡是在讨论‘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的地方,他同样是意味着在讨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45)

  既然如此,笔者为什么说马克思直到中后期才“重新概括、提炼并突出了”“现代社会”这个基础性概念的时代特征和价值立场呢?我的依据是,马克思早期使用的“现代社会”还只是一个描述性的实存性概念,而中后期使用的“现代社会”则被强化并提炼成了一个分析性的本质性概念。

  在我看来,我们大体可以根据1848年-1850年为时间界标,将马克思自身的思想发展史区分为早期和中后期两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划分是与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批判所经历的两个大的发展阶段基本契合的:先是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对政治经济学的首次集中研究和批判,后是在伦敦对政治经济学的再次深入研究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布鲁塞尔时期只能看成是被驱逐移居后的“继续进行”),而伦敦时期则是他的经济研究工作的“重新进行”(46)。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果说现代社会就是伴随着moderne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在经历了对于moderne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之后,在经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1848年欧洲革命的洗礼以及欧洲革命之后直至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之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再度深入研究之后,马克思对早期使用的以moderne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典型形态的“现代社会”概念进行重新概括与提炼所得到的新的“现代社会”概念,也就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的描述性的实存性概念,而成了“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47)的分析性的本质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

  要而言之,以modernen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为典型形态和现实表现的“现代社会”概念,在马克思那里至少具有早期和中后期两种不同的概念属性。马克思早期使用的“现代社会”概念,是他经由法哲学批判转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而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经验描述,因而还是一个具有描述性的实存性概念。说它具有描述性,是因为它还只是对以“现代市民社会”为感性生活状态的现代性社会的现象学描述;说它具有实存性,是因为它还只是黑格尔所说的对“直接事物”(“现代市民社会”)的经验描述,因而表现为“没有经过反思的直接性”的“存在”或者只是作为“存在和反思的直接同一”的“实存”(“实存即是现象”)(48)。然而,马克思中后期的“现代社会”概念,是马克思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资本论》及手稿的写作)转入历史唯物主义再创造和科学社会主义新奠基而对“现代市民社会”的生理解剖,因而已经成了一个具有分析性的本质性概念和价值性概念。说它具有分析性,是因为它已经深入到了以“现代市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生产生活着的人们的全部社会生产生活及其社会现实本身之中;说它具有本质性和价值性,是因为它已经是黑格尔所说的对“现实事物”(“现代市民社会”)的社会本质的科学揭示和理性期待,因而表现为“本质与实存或内与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的“现实”(49)。

  三、马克思市民社会概念现代社会转型的理论本质与重要意义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当我们撇开名词术语的纠缠,从原则高度重新审视马克思以“现代市民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历史根基的“现代社会”概念从早期的描述性经验概念转换成中后期的分析性价值概念时,这种语义转换背后的理论本质和重要意义也就清楚明白了。

  1.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以现代市民社会为研究对象和批判对象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自信

  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50)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决定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规律”不能从“作为知性科学的经济学”出发进行简单、片面的理解,而必须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样的“艺术的整体”(51)来理解,那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这两个特定用语所揭示出来的恰恰是一种互文性理解:只有在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典型形态的解剖中,“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才能历史地呈现出来。它说明,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包括以“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内容的“人类史观”(“人类社会史观”)和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为内容的“现代史观”(“现代社会史观”)这样两个维度,而且其“最本质、最重要、最具有当代意义”的部分就是“现代史观”,它是“马克思人类史观的最高表现,是最真、最活的历史唯物主义”(52)。

  毋庸置疑,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革命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新进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这个他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的“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作出了两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判断和事实判断:“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53)。这两个事实判断既是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总的导言”(54),也是马克思界定“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的指导方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从三大社会形态发展角度分析了“现代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奇特的矛盾景观:“现代社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因而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第二个阶段”(55)。显然,马克思关于三大社会形态划分的宏大气魄成为他后来研究和考察“现代社会”“由何而来”、“因何而在”和“向何而去”的“总纲领”,构成了他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等著作中分析和判断“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的知识论前提。

  然而,如果以为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的分析仅仅是一种事实性判断,那就可能无法真正深入马克思现代社会理论的深层用意和理论本质这一维度。在我看来,相对于马克思早期对现代社会的经验性描述来说,马克思中后期关于现代社会的本质性分析,不仅仅是对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和历史阶段所作的一种事实性判断,它在根本上还包含着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价值性期待:现代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从“第一个阶段”(传统社会)向“第三个阶段”(未来社会)转变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它必然要担负起一种承“前”启“后”、由“此”达“彼”的桥梁作用;唯有如此,现代社会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实现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历史转变,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

  我们知道,马克思之所以能在揭示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中创立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现代唯物主义,就是因为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以黑格尔为集大成者的近代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说:市民社会是在“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56)。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19世纪上半叶,西欧流行的三种社会思潮(自由主义的现实功利、国家主义的犬儒冷漠、空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悲天悯人)都与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显然,在“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成为“现代主要问题之一”(57)因而经济活动已经被提升到政治问题高度的现代社会,这种情况本质重要地决定了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出场语境的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视阈与问题意识首先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本性与经济本性的研究:既然“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58),那么,为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而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去,对于马克思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可以解剖现代市民社会以批判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而且可以批判平行于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外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重构现代社会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二元对峙反映了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或者说英式经济自由主义与法式政治自由主义之间的二元对峙:现代市民社会的人“不得不与自己在本质上分离”而“现实地”表现为“私人—公民”或“公人—私人”的双重人格(59)。因此,不仅“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概念内契着斯密“经济人”概念的映象,以“市民”身份出现的“现实的人”“就是现代国家制度的私人”(60),而且“市民社会”本身也变成了以“私人所有”和“物化的个人”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个人私利”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以及“私人利益与共同的特殊事务冲突”和“它们二者共同与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命令冲突”的“场所”(61)。就此来说,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命题体现了他力求用国家超越自在的市民社会的深刻之处。但是,黑格尔用国家的外在的伦理批判克服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的虚幻性与无力性,最终促使马克思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逻辑颠倒中提炼出了将“现实的人”与“真正的人”相统一的“人的解放”的时代命题。马克思说:“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62)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具体、现实但虚伪,“真正的人”理想、高尚但虚幻,因此这两种人都必须进行改造才能获得新生。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那个现代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一旦现代的政治社会本身受到批判,即批判一旦提高到真正的人的问题,批判就超出了德国现状……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63)在我看来,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是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时代性的总体性问题:在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中,人的个体性、私利性和特殊性能否以及如何上升为社会的公共性、公益性和普遍性?后来的事实说明,当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把捉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这个总体性问题后,无论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还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马克思都主张把他们放置到政治经济学中进行研究和批判。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在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继承中,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中确立起了变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立场和理论自信。在这一点上,列宁无疑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他说:“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64)

  2.它涵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探索现代社会发展规律中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和基本原则

  历史地考察,由市场经济所架构、以私有财产和独立于国家为基本特征的“资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同“现代社会”有着无法割裂的内在联系。“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构成了马克思考察“现代社会”的两个不完全相同的理论视角:“资产阶级社会”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形态,它在社会革命(包括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层含义)的意义上含有更大的阶级斗争品性与意识形态特性;“现代市民社会”是以发达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为条件的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形态,它在社会发展意义上含有更大的经济发展品性和商品经济特性。马克思确实说过“‘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65),但那只是表明,马克思是在现实层面和典型形态上认可现代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表明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就永远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至少,在与传统社会和未来社会相区别的意义上,在社会主义局部地取代旧社会而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时期的共存成为一种事实的情况下,马克思所说的“现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在现实层面上无疑包括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这样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尽管如此,这两种社会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区别也并不影响它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分别探讨与共同交流,就如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一样。所以,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角度,“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这两种理论视角既有重叠,也有交叉,但不完全相同。这正是人们为把马克思文本中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翻译成“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市民社会”以及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bürgerliche Recht”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还是“市民权利”争论的原因。

  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社会”与“现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的重叠性和交叉性,又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起点都比较低,基本上诞生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就使得在逻辑上本应是“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现实地表现为“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这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必须依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发展条件,既深刻认识和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又深刻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与现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个事关全局的根本问题。道理很简单,处身于现代社会且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转变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面临着“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这个“现代的灾难”,又面临着“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这个“遗留下来的灾难”(66)。这种双重困境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义执行好既发展生产力又变革生产关系的双重任务,在解决好“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个功能性要求的同时解决好“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合法性要求,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创造“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量”(67)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条件,真正践行“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和价值观。这对于经历了长期农耕文明和封建专制的传统社会且叠加了建国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我国社会主义来说尤为重要。就此来说,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问题,政治上的反腐败与制度化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必须正确处理的两个核心问题,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构和谐社会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合法性来源与正当性根据。当代中国能否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现代市民社会的经济本性与政治本性的相互关系出发,积极地处理好财富领域与政治领域、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问题,自觉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推动当代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动力之源。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讨论中,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特殊)与“现代市民社会”(普遍)这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概念共同构造了“现代社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因而现代社会具有了区别于资产阶级社会和现代市民社会的价值立场与革命本质,这就使得如何处理现代社会发展与市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必须时时面对的一个主导话题和时代课题。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发展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市场经济、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国家治理等社会变革的相继开展,国内学者借助“市民社会”这一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对我国的社会变革进行了多方面、多领域的深入探讨。然而,随着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化,我们的现代社会得到了迅速成长,由此带来的最大思想变化是“市民社会”的“‘社会’一面的历史形象得以展开”,而“它的‘市民’一面的缺陷也更为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于是,“反思‘市民’,正视‘社会’的声音也日渐变得洪亮了起来”(68)。这种反思集中起来,其核心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原则”与自由主义的“个人至上原则”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许多宣传“市民社会”的文章,其主观目的就是要张扬个人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归根结底,这些问题背后所牵涉到的,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本质差别问题,因而内契着社会、国家、政府和官员究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还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69)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最高问题。它说明,当代中国如果无法“从市民社会内部寻找超越市民社会的根据”(70),洞悉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批判和现代市民社会转型背后孕育着的从个体主体性的生成到社会公共性的回归的内在逻辑和理论本质,也就无法把现代社会公共性的回归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落实统一起来,在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71)奠定物质前提和文明基础。

  更为深入地说,由于“自由个人主义是西方‘自由’制度的支点,而‘自由个人的联合体’则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制度辨认,个人观是当代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72),所以,围绕着市民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人学争论而产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也就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主导话题。对此,我们必须正确对待。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异”而扭曲了它们在现代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同”。正如有学者所说:当代社会主义国家“肯定在经济、政治、广义的精神文化以及社会体制等方面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较大差距”。但如果把这种差距扭曲成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并“在意识形态中抽象化和教条化”,那就“必然会设置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认识方面的樊篱”。(73)另一方面,我们亦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问题上的“同”而忘记它们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正如有学者所说:“尽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概念,在今天一些人看来已不合时宜,但仍是概括当今时代本质的理论抽象,它们并没有所谓‘意识形态终结’。”(74)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根本对立因而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观点,以及那种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断“走向趋同”的观点,都是大可怀疑的。它们都没有从现代社会(现代市民社会)的历史方位出发完整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课题。

  ①[日]平田清明:《市民社会和社会主义》,岩波书店,1969年,第5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10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8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3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6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34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0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32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15页。

  (20)吴晓明:《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5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3页。

  (26)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7)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2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38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1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

  (34)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Die 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 als solche entwickelt sich erst mit der Buorgeoisie.”这句话中所包含的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一词,不同时期的不同中文译法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1960年)中被译为“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版第1卷(1972年)中虽然仍被译为“资产阶级社会”,但由于编译者技术性地将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以括号形式放在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后面,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翻译是否恰当的思考空间。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1995年)中,这个词则被明确地译为“市民社会”。此后,《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2003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2012年)都采用了完全相同的翻译。另外,在1960年、1972年、1995年、2003年的版本中,只是在含有这句话的当页才加有“《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这个术语既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意思,也有‘市民社会’的意思”的脚注,而在翻译为“市民社会”的同一文献的其他地方以及其他文献中则没有这样的脚注。但在2009年和2012年的版本中,只针对这句话的脚注内容则被卷末的尾注内容代替了,适用到了第一次出现翻译为“市民社会”的所有文献中(2009年版中含有这句话的页下仍然习惯性地保留了脚注,2012年版中则彻底清除了这一脚注痕迹)。显然,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的翻译变化与注释变化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bürgerlische Gesellschaft一词既可以指“资产阶级社会”,也可以指“市民社会”,二者并非是毫无差别的;其二,随着时代的变化和现代社会的发展,学术问题和翻译问题不再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真正做到了从经典著作译文的统一性和准确性出发进行更具时代意义和科学意义的翻译。

  (35)[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杨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89-90页。

  (36)[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舒贻上、杨凡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90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2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4-385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1页。

  (44)[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156页。

  (45)转引自单提平:《市民社会的拯救与发展》,《济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0页。

  (48)[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49)[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5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96页。

  (52)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4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页。

  (5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页。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页。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09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6-97、175页。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4页;同时参看[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09页。

  (6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8页。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4-207页。

  (64)《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9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83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68)张康之、张乾友:《新市民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文史哲》2011年第1期。

  (69)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70)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72)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73)叶险明:《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认识的方法论批判》,《哲学研究》2013年第9期。

  (74)王伟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哲学研究》2015年第6期。

  原文参考文献:

  [1][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

  [2][日]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尚晶晶、李成鼎等译校,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

  [3]方朝晖:《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4]丰子义:《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5]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6]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8页.

  [7]杨筱刚:《马克思主义:“硬核”及其剥取——当代社会主义的自我意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8]张驰:《从比较视角探析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3期.

  [9]张盾:《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思想史路径——以“市民社会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案例》,《哲学研究》2010年第1期.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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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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