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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如何阅读《矛盾论》?

时间:2018-01-04 09:40:37

  作者简介:张明,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内容提要:建构《矛盾论》的21世纪阅读方式,即是回答如何使这一文本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搭建走出中国、面向当代的平台与机制。一是需要深化拓展学术化阅读方式,重新思考《矛盾论》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并拓展学术化阅读的理论频谱;二是需要厘清《矛盾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阅读方式,建构这一文本在“中国实践”中的全新“出场”方式;三是在全球历史语境中重新定位这一本土历史性文本的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而这依赖于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矛盾、全球治理困境与中国道路价值效应的科学理解。

  关键词:《矛盾论》/学术化/中国语境/全球语境

  标题注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深化毛泽东研究的着力点及其政治意义”(2016M591830)。

  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与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矛盾论》在革命战争年代确实发挥了一种比肩思想武器的战斗功效,其中关于中国革命矛盾问题的精湛阐释,不仅集中折射出作者深邃的哲学思维,而且也为中国革命的话语建构与发展前途设定了科学路径。尽管毛泽东本人可能因为更重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价值而对《矛盾论》一文评价不是甚高[1]——“《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2](P466),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矛盾论》却不断地被西方学者重新阅读、重新阐明,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建构自身理论的重要资源与象征性存在,甚至在如何阅读与运用《矛盾论》的问题上,曾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科学主义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之间的巨大争论。[3]时至今日,《矛盾论》已历80周年,该文的思想语境与针对问题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当前历史语境中,究竟应当如何阅读,如何打开文本背后的深层恒久性问题域,这是当前重温《矛盾论》不可回避的一个基础性理论问题。本文拟从当下历史语境出发,通过建构《矛盾论》的三重阅读方式,以期为《矛盾论》当代“出场”构筑一个基础性理论平台,并以此纪念《矛盾论》创作80周年。

  一、深化拓展《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方式

  众所周知,《矛盾论》一文的创作并非是作者对纯粹的抽象思辨或概念兴趣使然,而是与《实践论》一文一样,都是服务于当时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问题而作,是“为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4](P299)。直接服务于中国革命的现实实践问题,构成了《矛盾论》的主要“出场”形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形塑了后人对于《矛盾论》的阅读方式,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基于政治化阅读方式展开的。所谓政治化阅读,即是指以政治化态度或方式阅读《矛盾论》,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在文本的理论定位上直接将其界划为政治性文本,尽管《矛盾论》一文中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思想,但哲学在毛泽东那里始终是服务于现实政治诉求的理论思考而存在的[5]。二是在文本的阐释方式上以政治性话语进行建构,也就是说,关于《矛盾论》的阅读更多是在政治框架或政治话语的指导下展开的,这不仅表现在《矛盾论》是作为一种对理论进行意识形态化总结而产生的[6](P50),也体现在对《矛盾论》的解读中主要是以政治性话语或政治哲学的表达来建构这一文本的价值与意义。例如,国外有学者明确将《矛盾论》中的冲突概念视为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7](P30),这一探讨方式内在蕴含的预设就是关于《矛盾论》的政治话语解读模式。当然,需要尤为强调的是,政治化阅读方式的兴起与发展,与毛泽东本人尤其是毛泽东思想逐步成为党的正统性指导思想之间保持着同频率的共振关系。换言之,以政治性话语为依托的《矛盾论》阅读,更多是服务于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宣传诉求,与单纯学术化阅读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空间。

  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政治化阅读方式在《矛盾论》研究中占据了支配性地位,但不可否认在政治化阅读方式的夹缝中也存在着一些学术化阅读的潜流,或者也可以说,一些阅读方式尽管呈现出以政治性为主色,但其中也蕴含着学术化的杂色,这一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矛盾论》的相关阅读与阐释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服务于党的理论宣传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展开了大规模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尽管这一运动具有深刻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色彩,但其中存在的一些解读不可否认仍呈现出特定的学术化张力。以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关于《矛盾论》的解说为例,这一解说是典型的注释式作品,李达通过夹叙夹议、引照原文加以说明的方式,对《矛盾论》展开了系统化阅读。[8](P94-95)上述理论注疏工作从显性层面而言,仍然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尤其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展开的大众化步伐。因而,此一阶段的学术化解读方式更多是在与政治化阅读之间呈现的紧张关系格局之中而艰难生存,相关学术化阅读仍停留在教科书体系或原理性注释的层面。

  关于《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走在了前列。国内从本真意义上关于《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实际上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且相关阅读仍然带有比较深厚的教科书与原理体系色彩,侧重于从原理注疏的层面来展开对《矛盾论》学术价值的发掘工作。例如,论证毛泽东如何在矛盾问题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其实,以学术化路径阅读《矛盾论》,就是要回答这一文本在学术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即该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究竟有什么影响。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外学者无论是在时间上亦或是内容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先导性与启示性。

  从时间上来看,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流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尔都塞对《矛盾论》表达了高度的理论赞美,并且将这一文献视为其创立多元决定论的重要理论支援背景。阿氏从毛泽东关于矛盾的不平衡理论出发,尤为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半自律性,进而为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精神本体论)与斯大林经济主义(实体本体论)——二者在本质上都从属于黑格尔的本质还原主义,受黑格尔“母型理论”的影响——建构了一条结构主义的思路。[9](P166)当然,与阿氏关于《矛盾论》阅读方式不同的是,美国学者莱文则从另一个维度展开了相关阐释,他认为,尽管黑格尔因子在《矛盾论》并未处于显性地位,但毛泽东通过黑格尔化的列宁主义——尤其以《哲学笔记》为中介而接触到黑格尔,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完成对经济决定论与教条主义的批判,关键在于复活了黑格尔因素。[10](P402)从内容上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关于《矛盾论》阅读方式之间的差异,在本质上其实关涉究竟应当如何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实质的问题,更具体一些,即是如何把握黑格尔哲学遗产在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定位问题。然而,这一重要的学术性问题,在以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鲜有关注。

  因此,深化拓展《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方式,构成了当前相关研究需要重点加以关注的核心环节。有学者曾将深化毛泽东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概括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毛泽东研究的方法论反思问题。[11](P155)《矛盾论》研究作为毛泽东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夯实其学术化阅读方式也可以借助上述思路,进一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重新思考《矛盾论》研究中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为学术化阅读路径的建构廓清理论地坪。比如,需要进一步理清《矛盾论》的创作背景,尤其是学术背景的分析与研究。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时究竟阅读过哪些著作,究竟哪些著作对《矛盾论》产生了影响,是在何种意义上的影响,等等。其实,这就是一个关涉《矛盾论》创作时思想氛围的透视问题,即当时思想环境(在当时特殊环境中流行的思想和价值)与思想情境(作者对周围思想世界的感性认知问题)的分析与解读。[12](P5)二是拓展《矛盾论》学术化阅读的理论频谱。关于《矛盾论》的学术化阅读不能局限于单一的框架或频率之内进行,多元视角与多重维度的介入十分必要。以往的研究侧重于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谱系角度加以理解,而当下则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需要超越单纯抽象概念体系的视角,引入动态思想发展史的考察与透视。诸如,当代西方“左”翼学者齐泽克对毛泽东(《矛盾论》构成了齐氏理论叙事的重要支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转承作用的阐释,即是从动态思想发展史与谱系学视角展开的重要代表。[13](P2)

  当然,除了主流的马克思主义频谱之外,中国传统文化在《矛盾论》学术化阅读中的理论位置仍然需要进行重新测绘。[14]因为传统文化在以《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索中绝非是形式上的点缀或装扮,这一问题是一个有待不断重新思考的开放性话题。

  二、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矛盾论》阅读方式

  《矛盾论》是毛泽东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革命战争环境下进行理论探索的结晶,是直接服务于求解中国革命现实问题的产物。当下中国已从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已实现了三重彻底性变革——时代主题从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发展,实践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工作重心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矛盾论》当时所扎根的历史语境也因而发生了彻底性变革。在上述全新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必须首先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即《矛盾论》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是否还具有重新阅读的价值与必要?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而存在的《矛盾论》,无论当下中国语境发生何种变迁,都具有可供学者持续性阅读与研究的价值空间;二是从当下中国语境出发,《矛盾论》并未过时,仍然具有指导当下实践的现实意义与价值。诚然,《矛盾论》赖以生成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具体研究对象已然消逝,但《矛盾论》从哲学层面揭示的基本原理,在任何历史语境中都具有普遍价值与意义。并且,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阅读《矛盾论》,更为重要的不是脱离中国实际进行学院化的抽象理论研究,而是需要建构出《矛盾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出场”方式。那么,在当下中国新的语境中,究竟应当如何阅读《矛盾论》?笔者认为不妨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一)从当下中国实际问题出发是阅读《矛盾论》的指导思想

  在当代中国实践语境中阅读《矛盾论》,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的封闭性思辨活动,《矛盾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意义与价值必须通过紧密围绕求解当代中国现实问题方能呈现。“哲学走出书斋、面向生活”是毛泽东本人始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基本原则[15],《矛盾论》即是遵循这一精神原则的理论产物。对于封闭在书斋中进行抽象思辨的阅读活动,毛泽东表达了最为坚决的反对与批判。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起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为例,他明确指出,“应当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16](P432)去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毛泽东那里,读书始终是为了服务实践而从事的理论思考活动,读书的出发点、立足点与生命力都体现在阅读活动与现实实践的紧密关联性之中。

  当下,阅读《矛盾论》同样需要带着问题意识、从中国当前的具体现实出发展开相关理论思考,而当前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在当代中国语境中阅读《矛盾论》主要不是围绕抽象概念或话语进行的逻辑思辨,而是直接围绕中国问题进行的现实理论思考。当前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与考验,新问题与新矛盾层出不断,如何科学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是当下重温《矛盾论》的重要背景。带着当下中国实践独有的问题阅读《矛盾论》仅是研究的出发点,其归宿则是在作为历史性文本《矛盾论》的指导下,结合当前具体实践,续写一篇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新场景中分析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新矛盾论”。

  (二)搭建《矛盾论》与当前中国实践“对话”的科学平台

  诚然,如前所言,《矛盾论》的时空语境在当前历史条件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在重读《矛盾论》的过程中,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树立一种科学的阅读观。这种科学阅读观的基本前提便是恰当对待《矛盾论》中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结论。

  所谓基本原理即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原则,无论时空场域发生何种变迁,基本原理都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历史性与真理性,亦即所言的普遍性问题。诸如《矛盾论》中关于矛盾普遍性等内容都具有普适性色彩,其真理性并不会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4](P305)所谓具体结论即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所形成的特殊结论,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可能具有真理性,而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这种相对真理性在新的条件下可能并不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仍然需要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加以科学检验。例如《矛盾论》中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总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真理性,但能否直接用以指导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历史实践,仍然需要在进一步的“结合”中加以辩证思考。

  因此,在当前历史条件下阅读《矛盾论》,搭建这一历史性文本与当前实践“对话”的平台,必须要建立在上述科学阅读观的指导之下,即《矛盾论》与当前实践的对话,并非是照搬客观文本中的历史性具体结论,而是在普遍性理论原则指导下进行的全新历史性实践。

  (三)建构《矛盾论》在当代中国的辩证“出场”方式

  在科学阅读观指导下对待《矛盾论》仅是基础性工作,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矛盾论》在当代中国的全新历史语境中“出场”。其实,这一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具象化问题,即《矛盾论》在“中国实践”和“中国理论”中分别扮演何种角色或定位的问题。

  所谓“中国实践”即是指坚持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历史性实践。在“中国实践”中《矛盾论》的当代“出场”,即是如何运用《矛盾论》分析与解决当代中国实践中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运用《矛盾论》中的分析范式与基本原理,厘清当代中国实践的矛盾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正确区分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对同一矛盾的具体化历史化分析中也需要区分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只有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实践矛盾问题的全面辩证分析基础上,方能真正处理矛盾、解决现实问题。

  所谓“中国理论”即是指对“中国实践”历史经验的科学系统化总结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矛盾论》的成功之处或理论精髓,主要不是对抽象理论体系的建构或阐释,而是立足实践、面向问题推动实践经验的理论化进程,这也是《矛盾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可以保持饱满的理论与现实生命力的历史之谜。在推动当代中国经验的理论化进程中,阅读《矛盾论》的重心即是传承上述理论精髓,并在当代“中国理论”的历史性建构中凸显其价值与意义。

  三、全球历史语境中的《矛盾论》阅读方式

  在中国具体革命斗争实践背景下产生的《矛盾论》,在直接意义上是针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的理论表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借用《矛盾论》中的相关理论范式,可以将这一文本的有效性范围界定为一种基于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的本土性思考,亦即一种特殊性理论创制与探索。那么,根植于“中国土壤”与“中国实践”的《矛盾论》,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之中是否仍然具有进一步阅读的价值空间,这是在当下重新阅读《矛盾论》必须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如果说,《矛盾论》创作之初的中国可称之为资本全球化链条的薄弱一环——因为当时中国更多是因反法西斯侵略战争而使自身与世界紧密关联,那么,当前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并且更多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自信姿态步入全球化进程。因此,理解当代中国实践从根本上无法在单一封闭的空间中进行,而必须带着全球性视野进行整体性思考。在当代中国重新阅读《矛盾论》亦是如此,需要在全球历史语境中重新定位这一本土历史性文本的理论意蕴与时代价值。

  (一)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的前提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矛盾体系中定位《矛盾论》是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的前提。资本逻辑的内在本质性扩张打破了地域与民族之间的自然分割,使单一民族国家的市场转变为世界市场,也进而使单一民族或国家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7](P275-276)但全球历史并非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宣称的那样是同质性的平滑线性过程,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其高歌猛进的所谓历史性繁荣背后,其实深深掩盖了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霸权以及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性与不平衡性。《矛盾论》中关于矛盾不平衡性的理论规定——“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4](P322),在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运动中仍然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

  在当代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首先需要将这一历史性文本与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相挂钩,从这一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出发理解《矛盾论》的时代生命力与理论价值。由资本所推动的全球化历史进程,非但未从根本上终结矛盾,相反,正因为资本实现自我无限增殖的本性,又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矛盾与冲突。这不仅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发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中——这一矛盾更多地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其现代化的时间上先发性美化为道义上的优先性与诠释上的垄断性,而且也体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因为自身利益考量形成的冲突与对立之中。穿透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迷雾,正视全球化进程中的多元矛盾与冲突对立,是在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重构《矛盾论》历史价值的基本前提。

  (二)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的背景

  将求解全球治理矛盾与困境问题视为展开《矛盾论》全球化阅读的重要背景。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需要实现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超越:从时间上而言,需要超越这一文本的具体历史性规定,即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时间规定,思考如何建构《矛盾论》走向21世纪的科学路径;从空间上而言,需要超越这一文本的民族性规定,即生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之中的本土性因素如何走出中国、面向世界。而当代全球性治理面临的矛盾与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为回答上述问题,使《矛盾论》走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真正发挥出全球性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当代全球治理的困境可以集中概括为一个命题:如何为人类社会发展寻求最美好制度的理论构想与现实实践之间的矛盾性冲突。当下全球性治理困境的产生,既受历史性因素影响——在传统资本主义话语霸权基础上形成的传统国际经济秩序的窠臼,也有现实性因素作用——当下资本主义新型殖民扩张的角逐;既受全球普遍性因素的影响——后经济危机时代的发展困境,也有地域特殊性因素的作用——地缘政治等因素催生的局部性非和平与战争因素的影响。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重新阅读《矛盾论》,需要秉持其中的思想精髓,尤其是在对全球治理困境的认识与处理中,需要始终带着矛盾思想范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决摒弃“一刀切”的工作方法,科学全面地分析当代全球治理的矛盾类型并建构出不同的处理方法与应对措施,这是展开重新阅读的重要理论与现实背景。

  (三)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矛盾论》的任务

  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重新思考“中国道路”是推进《矛盾论》全球化阅读的重要任务。建构《矛盾论》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阅读方式的关键在于,从历史辩证法的视角出发,科学定位“中国道路”的历史意义。所谓“中国道路”即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矛盾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出发,“中国道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殊性:从时间上而言,生发于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历史阶段;从内容上而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上产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特殊理论思考。可以说,“中国道路”的开辟,本身不是从所谓普适性模式出发的产物,而是始终紧扣中国实践特殊性基础上独立思考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言:“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18](P2)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界一方面基于矛盾特殊性原理的考量,另一方面在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输出革命、输出模式的教训,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关于“中国道路”普遍性意义探讨的可能性。

  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中,尤其是面临全球性治理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重新阅读《矛盾论》的重心即是探讨建构出“中国道路”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路径与可能,这就是《矛盾论》中揭示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可能性问题。“中国道路”在全球化历史语境下实现从特殊性上升到普遍性的可能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全球化语境与全球治理的困境,其中诸多问题并非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的,当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面临诸如发展、环境等普遍性问题的困扰;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经历的深刻变动以及积累的丰富治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回应全球治理困境的可能性,亦即“中国经验”与“中国方案”的普遍可能性问题。

  概言之,在21世纪重新阅读《矛盾论》,必须建构出这一历史文本走向当代、面向现实的平台与机制,须以学术性研究为依托,在深刻问题意识的指导下围绕当代中国与全球发展的现实问题展开相关阅读与思考。走出文本的历史语境,实现历史理论与当下现实的对接与对话,是探索21世纪阅读《矛盾论》的可能性原则。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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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刊于《毛泽东思想》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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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思想》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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