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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中“阶级”概念的源起、语义与理解(1900-1920)

时间:2018-01-03 08:27:00

  作者简介: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键词之一。从概念史视角考察“阶级”在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译文中的原初指涉与多元化表达,可以发现,这一概念经历了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在偏移原初内涵的同时与中国文化、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中国化的语义。此外,在《共产党宣言》实现文本中国化的过程中,“阶级”概念的社会功能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嬗变。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共产党宣言》汉译本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国化研究”(14CKS008)的阶段性成果。

  “阶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范畴,是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键词。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尝试通过文献梳理和解读来考察“阶级”理论、“阶级斗争”观念、“阶级”概念等在中国的理论认知情况①。以这些文本分析为基础,研究者应该进一步对“阶级”概念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演进展开探讨。逻辑上讲,这种探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最初进入中国语境时,“阶级”在经典文献中是如何被表述的?有着什么样的语义?对它的理解在社会变迁中发生了怎样的意义流转?为此,本文尝试使用概念史的理论和方法,探讨1900年至1920年间《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汉译本②中“阶级”概念的源起、语义与理解。

  一、“阶级”的原初指涉及其在《宣言》汉译本中的多元表达

  任何概念只有置于特定语境中才有意义,脱离语境的概念并不存在。《宣言》汉译本出现之前,“阶级”在中国语境中有着特定的社会政治意涵。在中国古代,“阶级”的主要含义有四项:一是台阶;二是尊卑上下;三是官衔等级;四是阶段、段落③。例如,在《三国志·吴书·顾谭传》中有这样一句话:“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④。这里的“阶级”即主要指尊卑等级。又如,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写道:“阶级压制之苦,岂可言哉!”“阶级之制,不尽涤荡而泛除之,是下级人之苦恼无穷,而人道终无由至极乐也。”⑤此处同样是尊卑之意。总之,在中国古代,“阶”与“级”同义,“阶级”一词所含的政治意义有限,仅指既定的等级秩序而已。

  较早将西方意义上的“阶级”引入中国语境的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有西方社会所言之“阶级”:“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⑥。1902年,他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再次强调:“故麦喀士嘲之曰:‘今世学者,以科学破宗教,谓人类乃由下等动物变化而来,然其变化之律,以人类为极点乎?抑人类之上,更有他日进化之一阶级乎?彼等无以应也。’”⑦

  随着西学新知的不断涌入,“阶级”被赋予了新的意涵。1903年,留日中国学生编纂、出版了第一本向中国读者解释、说明西方人文、自然科学新概念的词典——《新尔雅》,其中对“阶级”如此界定:“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享群中优特权利之阶级,谓之贵族。不能有完全人格,与物类同待遇之阶级,谓之奴隶。”⑧在这里,“阶级”不再仅指官位、尊卑,而是将所指涉的对象扩展到社会群体划分方面。这也是《宣言》汉译本译者在翻译“阶级”时的“前理解”。

  正是在此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术语“阶级”进入了中国。在1920年8月第一个完整的《宣言》汉译本完成之前,已有18篇文献介绍和传播了《宣言》的内容⑨,不过,在1900年至1919年间,仅有8篇此种性质的文献明确使用了“阶级”概念(见表1)。另外一些文献,虽然也在传播、阐释《宣言》,但没有提到“阶级”,例如谭平山(谭鸣谦)的《“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观》(《新潮》第1卷第5号),仅对《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措施”进行了摘译。还有一些文献,尽管出现了“阶级”一词,却可以忽略不计,比如介绍《宣言》的广告。

  

  从表1能够看出,“阶级”在《宣言》译介文章中出现的频次逐渐上升,从3次增加到64次;涉及的内容逐步扩展,从“阶级之争斗”“阶级制”等比较明显的偏正短语,扩展到“有产者阶级”“无产者阶级”“劳动阶级”等不可拆分的专有名词。这固然与《宣言》从片译到段译,所译对象扩展有关,但也表明“阶级”正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在《宣言》文本中获得新的阐释。概念总是存在于一种理论框架与概念图式中,如果不参照其他概念,我们就无法理解任何一个单一的概念⑩。关照《宣言》译文中与“阶级”相连接的词汇,“阶级”正在与关涉革命的词汇“争斗”形成“斗争性概念”,与人群如“有产者”“无产者”等形成“指涉性概念”,这些概念日渐聚合、浓缩,形成概念群,而这些单元概念、概念群间相互支撑,维系关系结构,试图建构新的意义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相同术语在不同时间、不同译者那里往往会出现对应词、语词频次的巨大差异。例如,陈振飞的《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民生日报》,1912年9—10月)与李泽彰的《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国民》第2卷,1919年11月1日)均是对《宣言》第一章“有产者及无产者”的翻译,然而,二者对“阶级”及其相关范畴“bourgeois” “proletarians”的对应词之使用却大不相同(见表2)。

  

  “阶级”这一术语在陈振飞译文中仅出现29次,但在李泽彰译文中出现了64次。“bourgeois”的对应词之一“工人”从陈振飞译文中的1次上升到李泽彰译文中的18次。不过,李泽彰译文对“阶级”的表达十分模糊,与“等级”之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而且出现了泛化式使用,初步展现了“阶级”概念在译文中对传统用法的传承与流变。在这篇译文中,“阶级”主要表达三层意思:其一,与“阶层”相通。例如文章开篇写道:“在古代历史里面,我们看起来,差不多无论什么地方,社会全被区别为种种身份者,社会的地位,参差不一。在古代罗马,我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则有封建诸侯,家臣,同业组合的头目,工人,徒弟,而且在这些阶级里面,又各分很多的等级。”(11)在这里,“阶级”概念主要是对社会身份的划分,不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主要划分标准,也没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其二,继承“阶段”或者“程度”的传统意涵。例如,“这种生产手段和交易手段,发展到一定阶级的时候,封建社会所依以营生产及交易的关系……不能再适应了”(12)。其三,与特定身份的名词组合使用,表示某个特定群体。例如“有产阶级”“无产阶级”“中等制造阶级”“劳动阶级”“支配阶级”,等等。可见,《宣言》译文较高频次地使用了“阶级”一词,但这种使用既有对传统用法的继承,又有语义的现代化转换,总体而言属于概略式理解,尚未在理论上展开细致辨识。

  二、“阶级”在不同文化间的“语义旅行”

  “阶级”这一概念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经过时空挤压后,语义已经不再由西方(概念发源地)传统哲学所规定。毕竟,“语言的意义所内蕴着的指称的意向性能否在外部世界实现的问题,意义所设定的‘观念的指称物’能否得到外部世界中确证的问题,乃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3)。鉴于中国儒家思想文化、国家危亡时局以及汉语语境之规约,“阶级”原有意义无法在20世纪初期中国的语境与实践中获得“确证”,其意义在获得外部世界确证的过程中得以引申、扩展,与话语源头相比发生了适当的偏移。

  “阶级”一词并非马克思独创,正如他在信中所言:“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14)实际上,早在公元前6世纪,西方语言中的“等级”一词即与现代之“阶级”含义大体相当,今日英文“class”的对等词大都源自拉丁文“clasis”。18世纪中期以后,重农学派代表人物魁奈、杜尔阁等人开始比较多地使用“阶级”一词,用来反映工业和政治革命后西欧社会结构的变化。至19世纪初,该词代替“等级”(rank、order)、“阶层”(stratum)等,成为表述较大社会等级集团的术语(15)。此时,“阶级”被比较广泛地使用,指涉包括古代城邦、早期帝国、种姓社会、封建社会等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团体,但主要用于对工业化社会的划分(16)。在马克思之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均论述过“阶级”的存在(17)。例如亚当·斯密按照收入来源将资本主义社会分为以地租为生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以工资为生的无产者阶级和以利润为生的资本家阶级(18)。马克思沿用了西方语境中的“阶级”概念,在其著述中没有专门对“阶级”加以界定与说明,只有零散的论述,在《宣言》中亦是如此。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专门分析《宣言》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段话,结合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中世纪可区分出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等相关论述,认为:“这部著作中,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阶级的对立差不多等同于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对立,在概念中几乎没有别的内容,只有阶级的等级概念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加压迫的概念。”(19)事实上,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写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指出,他对“阶级”新增加的内容之一为:“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0)。因此,“阶级”概念在马克思论述的语境中并不适合用来分析任何社会,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然,雷蒙·阿隆随后指出: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阶级这个词被限定于现代工业社会内部以等级划分的集团”,“社会阶级就诞生于生产资料和生产人员之间的关系,本质现象就会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分离”(21)。不少国内学者也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后提出:“以生产资料支配权与剩余劳动支配权这样一个二元标准划分阶级应更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22)只是在《宣言》的早期传播中,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有如此科学的认识,相反,《宣言》中对“阶级”概念的含糊表达成为日后中国人泛化式使用“阶级”的根源。

  中国人对“阶级”概念的理解和使用还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在表1中,除了李泽彰的译文蓝本为英译本外,其他《宣言》译文均源自日文著述。“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生产力’等概念,几乎都沿用日本学者的阐释。”(23)

  日语中的“阶级”是英语“class”的对译词。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考证指出:明治十四年(1881年)、十七年左右,“阶级”主要为“部”之意;至明治二十年后,主要表达上与下、贵族与奴隶的等级关系;到明治四十五年,则主要表示“部分、级、阶级、部类”的意思(24)。20世纪初,即马克思主义文献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家主要从道德、道义的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和使用“阶级”概念。在他们的笔下,“阶级”被用来表示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例如,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从一种关系性来说明致使包括工人在内的“多数人类”处在饥饿之下的原因,即“地主资本家少数阶级”“掠夺生产物”,从而使“财富分配不均”。在这篇文章中,“阶级”共有36处,均涉及生产关系,出现了6次“资本家阶级”(包括“地主资本家的阶级”1次、“资本家阶级”3次、“资本家的阶级”1次、“小数资本家阶级”1次),10次“少数阶级”(包括“少数的阶级”),15次“阶级”(单独使用7次,与“徒手游食”“劳动者”“奴隶”“富贵”“国家”“制度”等结合使用8次),3次“阶级战争”,1次“阶级的冲突”,1次“阶级的争斗”。(25)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神髓》出版三个月后就被翻译成中文。在译文中,原著者幸德秋水所使用的“阶级”有1/3没有译出,译出的部分也存在不少不尽准确之处。这表明译者“还不大理解这个社会科学用语的含义”(26)。确实如此,在中国达识社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汉译本中,“有不少疏漏和偏离原意之处”(27)。译文中明确使用“阶级”的只有24处,出现了“小数阶级”“少数阶级”“阶级之争斗”等词汇,原文中与劳动者相联系的“阶级”则翻译为“一级”。译文中“阶级”的含义也更为广泛,承袭了这一词语在中国语境中表示“阶段”意思的传统用法:“故从十五世纪以来,凡几经阶级,始得达近世之工业者,夫岂一蹴而可几乎?”(28)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阶级”在从日文文本转译成汉语文本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准确理解生成概念的语境即西方工业社会的现实,整个概念在使用之初呈现出模糊空泛、指向不明的特征,常常被简约、泛化或修正。

  日本理论家从经济角度阐明“阶级”语义的经典论述,则在中国语境中获得了较为准确的转译。日本学者河上肇1915年至1925年间一直在钻研资本主义经济学,其在1919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文中曾从经济利益对立的角度对“阶级”进行了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29)以此为蓝本,李大钊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质疑了从经济视角界定“阶级”的合理性(30),但还是比较准确地转译了河上肇的说法:“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31)

  从经济角度对“阶级”进行阐释比较符合这一概念的“原意”,然而,在日本语境中重新诠释“阶级”及其关联性概念,必然包含着日本的政治需求、文化习俗、社会环境,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等所带来的“曲解”,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例如,日本学者站在唯物史观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分析,“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已经成为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主流”(32)。他们阐明了“社会生产同资本家所有之间的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永存。可是,日本学者尚未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且,当时日本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理论对经济理论即剩余价值学说尚缺乏深入研究,基本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肤浅理解,难以意识到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历史使命。(33)其中,幸德秋水受到议会主义之影响,主张以和平而非暴动的形式开展革命,“他们知道一时的暴动不能完成任何事业,所采取的方法必须是和平的。他们的武器只是言论的自由、团结的力量、参政的权利”(34)。显然,幸德秋水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用的理论做了修正。这种修正与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向往和平、不希望社会分裂的心态不谋而合,促使他们理解“阶级斗争”时一度倾向于温和斗争的方式。

  “不是要将革命话语简约成一种稳定的意义体系……而是要揭示政治语言如何可以被修辞地用来培养一种共同体意识,同时建立起社会、政治和文化斗争的新战场”(35)。从西方语境到日本语境再到中国语境,“阶级”并非一直呈现着“稳定的意义”。它经历跨文化周转,进入中国语境后,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凝聚中国社会、政治的经验和意义,获得了中国化的新语义。而且,作为日后中国革命的“流行语”,“阶级”概念必然经历了一个多义化的过程。“概念因其在隐喻上的多义性及延展性而闪烁不定。这使它得以融入日常语言并成为流行语。”(36)中国语境下“阶级”概念的重新诠释,主要呈现为对原初语义的转移与扩展。

  其一,基于中西语境差异,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不平等的理解主要建立在对劳动纠纷普遍存在的西方资本主义状态的粗浅认识基础上,而非对中国具体状态的实然了解,“故当时就有人指出两者暗含语境的差异与不对称的弊病,这种不对称到中国就被偷偷置换和修正了”(37)。

  其二,中国知识分子所持有的“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让他们在接受“阶级”概念时,不自觉地将其与“贫富”“平等”“劳动与否”等联系在一起。既有的知识结构与文化积淀让中国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首先将那些与既定认识、心理暗示相契合的内容“过滤”出来。吴玉章回忆道:“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38)

  其三,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经济状况和生活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存在物质上的不平等现象,“均贫富”“消差异”符合大部分人的社会需求。因此,《宣言》中所阐述的、似乎适合所有社会的“阶级”就被“搬用”,造成“阶级”一词在使用之初就出现意涵的偏移、流失,以及部分含义的扩大,呈现出意义的多义性与延展性。以含义扩大化为例,《宣言》汉译本中的“有产阶级”“权力阶级”多指日后所说的“资本家”“资产阶级”。事实上,近代中国社会首先出现“有产阶级”,之后才有“资产阶级”,前者的外延比后者更为宽泛,因为“有产”不一定是以资本为主要获利手段,“资产阶级”则主要通过资本或者资产来挣钱。又如,“劳动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混同使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渊泉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后一句便是:“有产阶级不但是锻炼杀身的武器,并且养成一种使用这种武器的力出来,这就是现代的劳动者无产者了。”(39)此处的“劳动者”和“无产者”并列使用,并没有差别。在李大钊那里同样如此:“有产者阶级不但锻炼致自己于死的武器,并且产出去挥使那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劳动阶级、无产者就是。”西方大规模存在的“工人阶级”在中国语境中被“劳工阶级”所替代,然而,因为“劳工阶级”在中国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在中国语境中,纯粹的“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无法引起社会共鸣、说服民众,因此,“劳工阶级”的概念一开始就被“扩大化”,所有“没有产业,专靠劳动食饭的那一层”,以及所有诸如农民和一切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人,都被笼而统之地称为“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40)。“受众结合语境对该词语进行偏离使用者初衷的阐释,并将阐释义临时赋予该词语中。随着该词被频繁使用,该阐释义就会渗入并固化入该词语意义中,该词语随即完成再生产”(41)。随着“阶级”概念的频繁使用,在“无产阶级”主要指“劳动阶级”而“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42)的逻辑演绎下,农民在中国语境中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便是顺理成章的了,这为日后中国开展农民革命而非工人革命埋下了意识或者观念上的伏笔。

  三、“阶级”的语义指向从“协作”转为“分化”

  概念史研究不仅要理清概念的语义指涉,还要探讨概念施加于政治和社会群体的聚合力与影响力。“‘概念史’所关注的是意义生成的过程中如何成为历史进程的指示器和推进器”,毕竟概念不仅指涉事物,还为指涉对象嵌入社会-历史性意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概念富含的“意义”会被激活、复述,产生社会效益,引导行动。“正是在语言阐释的基础上,社会才得以行动、理解、诠释、改变和重塑自己。”(43)可以说,概念体现的是各种“言语行动”,有着“以言行事”“以言成事”的特征。

  循此思路观察《宣言》中的“阶级”概念,以及与“阶级”相关联的概念群,如“阶级斗争”“阶级对立”等,可以发现,它们包含着“缔约”“许诺”“声明”等提议性意涵,蕴含着开展社会行动的“劝服”。随着《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阶级”概念被知识分子所熟知,它改变着知识分子原有知识系统中阶层有别、各守其序的认识。《宣言》汉译本中的“阶级”概念更强调社会分化的不合理性,初步展露出倡导“社会行动”的端倪。

  中国封建社会缔造的“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阶级”大异其趣。在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语境中,“阶级”主要指封建社会内部由于世袭或者其他原因形成的社会团体,不同于马克思所言的在工业社会中、与生产发展相关联的社会集团。例如,“阶级名位,亦宜超然,若复随辈而进,非所以章瑰伟之高价,昭知人之绝明也”(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上下大小,贵贱亲疏,皆有等威,阶级衰杀,各足禄其爵位,公私达其等级”(王符《潜夫论·班禄》)。有时,“阶级”指依照礼制而分的等级、官衔。例如,“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贾谊《新书·阶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阶级”概念主要是为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礼制服务,强调的是社会内部阶层制的连贯性与稳定性,而非差异性与冲突性。例如,“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记·乐记》);“小大之辨,各有阶级,不可相跂”(郭象《庄子注》);“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陈寿《三国志·吴书·顾谭传》)。可见,封建中国的“阶级”概念以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为前提,“阶之有级”,则世事有序、政治安宁、社会和谐(44)。

  在介绍马克思的学说时,最初的翻译者与诠释者主要从社会协作的角度来阐释社会主义,“阶级”概念的语义指向社会协作而非斗争。1902年,罗大维翻译村井知至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之本领”部分首次使用了“阶级”:“现今社会之问题,虽占多数,要起于贫富二阶级之悬隔而已。”文章指出:“昔时工业制度之时代,资本与劳动,本无所区别。资本家即劳动者,劳动者即资本家,故无所谓阶级。”(45)“阶级”产生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相分离之后的“贫富悬隔”,于是形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二阶级。可见,受大同思想之影响,“阶级”与“贫富”被联系在一起,开始富含一定的社会和政治意义。不过,除此之外,这篇文章再无关于“阶级”的深层次论述,既不关涉中国是否存在这种“阶级”问题,也没有对这种存在“阶级”的社会进行批判。作者和译者对社会主义思想的接受与倡导,主要基于对这一思想“协作”“仁爱正义”等终极意义指向的认同,而非赞同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社会主义之理想,谓社会与个人各相调和,协同以营社会全体之幸福,而使个人对社会负责任,社会亦对个人负责任,互以责任相关系而已。”(46)因此,在《社会主义》《近世社会主义》等涉及马克思学说、《宣言》内容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献译文中,“阶级”概念基本上是为宣扬社会协作理念服务的。

  然而,随着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宣言》中的“阶级”概念初步彰显了“不和谐”的意涵,更侧重于“分化”。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阶级”被普遍使用,与不同的人群相联系,凸显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甚至是对立性。《宣言》的译文中出现了“治者之阶级”“治于人之阶级”“劳动阶级”“资产阶级”“有产阶级”“富豪阶级”“权力阶级”等术语(见表1)。可见,社会主义思潮席卷中国,相关论著对西方生产方式、分配方式之弊端的描述不仅增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好感,而且促使他们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其二,“阶级”的后缀词中,“斗争”“争斗”等具有“不和谐”意味的词汇日渐增多,呈现引导人们通过开展社会行动来制止不公平、不平等的社会分化的倾向。不过,由于早期中国知识精英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多是有限的、残缺不全的,通常是外文的,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缺乏严谨的学术范畴体系,所以,汉语中尚无固定的对应术语。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范畴,“阶级斗争”出现了一词对应多个译词的现象,出现了“阶级之冲突”“阶级对抗”“阶级争战”“阶级争斗”“阶级竞争”等多种术语混合使用的情况(见表1),而且这类词语总的词频处于增加状态(47)。

  当然,对于阶级之间的对立与“不和谐”,不同知识分子的理解亦不相同。有些人从政治上的“不和谐”来理解,认为“政治的势力(political power),是纯粹由一阶级人的势力所组织,以反对别的阶级的”,并阐述了“阶级争战”的缘由:“无产阶级去和中产阶级争战,因为情势所迫,不能不自行组织一种阶级,若是取革命的手段,他们便自居于统治的地位,把一切的旧生产情形,都要废除。”总体而言,这种“阶级争战”的终极诉求是“平等”:“中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抗争,我们都要融合起来,成一个平等的大团体。”(48)有些知识分子从经济的角度划分阶级,并在论述中凸显了两大阶级的“对峙”。例如,渊泉所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在阶级形成中的作用:“以经济的事情为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了。”“依我看来,种种经济事情之中,马克思所视为根本的重要的东西,就是‘社会的生产力’。他认为社会上生产东西的力即生产力的变化,是社会组织变动的根本原因。”文中还翻译了《宣言》的部分内容,指出:“全社会要分裂成两个相敌视的大营寨,两个相对峙的大阶级,这就是有产者阶级和无产者阶级。”(49)

  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对“阶级”对立性的理解并不限于贫富有别的两个阶级——“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由于“阶级”概念的泛化式使用,“阶级斗争”的范围也扩大到劳动领域。比如关注劳动群体的人就认为,劳动问题全系“寄生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所致,他们从劳动层面划分“阶级”,并将劳动问题与“阶级战争”联系起来。“方今‘劳动问题’日萦扰于欧美政治家之头脑,日喧聒于全世界人士之耳膜,问题者何?阶级战争也。不耕不作而幸福美满者为一级,上焉者也;勤耕苦作而困厄颠连者为一级,下焉者也。不平斯争,问题起矣。”(50)当然,在劳动问题上的“阶级战争”,主要是穷人与富人、劳动者与不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今日之资本世界,既已划分社会为贫富之二阶级,劳逸既殊,苦乐绝异。劳动者之生活,日沦于危厄,则铤而走险,罢工暴动之事自然发生。此实资本制度迫之使然。”(51)

  值得注意的是,“阶级斗争”“阶级战争”等与社会行动相关联的概念在“阶级”构成的概念图式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特定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有着特殊的语义。

  一方面,1920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对“阶级斗争”的使用普遍比较谨慎,不少人对这一概念产生了反感,甚至公开宣称中国并不存在阶级斗争。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使用的是“阶级竞争”,“竞争”一词显然是受进化论之影响,不过,用“竞争”而非“斗争”也表达了更为非暴力的内在诉求。虽然他在文章中承认“阶级竞争”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的观点(52),但他在之前撰写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中,表达了对人们不易接受这种“阶级竞争说”的担心:“有许多人听见这阶级竞争说,很觉可怕,以为人类的生活,若是常此争夺、强掠、残杀,必没有光明的希望,拿着阶级竞争作改造社会的手段,结果怕造不出光明社会来。所以对于此说,很抱疑虑。”(53)事实上,直到1919年,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认同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究其原因,一是在中国近代社会中,民族资本主义企业有所发展,但并没有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出巨大的贫富差距与劳资对立。1920年,一位署名景藏的作者断言,《宣言》所说“人类社会之历史,一阶级斗争之历史也”专指西方,不适合中国,“盖吾国秦以前,为贵族自相斗争,自秦以后,历代乱事,皆与阶级无关,未闻有经几次战乱而划除一种阶级者”(54)。二是受国际环境影响,任何意味着流血、暴力,通过对抗、斗争等方式开展的革命在当时的中国语境中都不受欢迎。1918年11月德国与协约国签署停战协定之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从过去信奉“弱肉强食”的进化论转向了“公理战胜强权”、主张合群互助的“互助论”(55),“此后,人人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56)。即使翻译《阶级争斗》一书的恽代英当时也不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认为阶级斗争“只注意唤起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的嫌怨,使劳动阶级为他个体的利益,联合,抗拒,奋斗”。“世界的未来,不应归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乃应归于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57)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亦有类似表述:“马氏所谓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58)

  另一方面,即使使用“阶级斗争”的概念,也不意味着赞同掀起暴力革命。正是充满暴力的军阀政权的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欺凌掠夺使得中国社会黑暗落后,看起来毫无希望,而且受到传统社会意识的影响,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暴力和流血,更喜欢和平方式。今天,《宣言》的最后一段被翻译成:“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9)其中,“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在1903年赵必振的译文中被表述为“惟向现社会之组织,而加一大改革”,朱执信1905年则使用了“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的措辞,“改革”“更新”都表达将事物改良之意,不富有否定性价值导向,同时回避暴力争夺的意涵。孙中山在1912年10月15日至17日发表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中,虽然赞同“集产社会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但主张和平解决的手段而非阶级革命:“各国社会主义学者,鉴于将来社会革命之祸,汲汲提倡马克斯之学说,主张分配平均,求根本和平之解决,以免激烈派之实行均产主义,而肇攘夺变乱之祸。”(60)恽代英一开始“不热心革命”,并非决不参加革命,而是将其视为不得已的选择、“最后的手段”(61),正是因为阶级斗争式的革命意味着流血与恐怖。

  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概念能否被接受,如何被理解,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承载和解释这些术语、概念的词典、杂志上。尤其是词典,代表着一个时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基本术语和概念的理解。直到1921年,《社会科学大词典》仍不认为中国会发生阶级斗争。该词典指出:“‘阶级斗争’又称做阶级战。社会的阶级间为了阶级利益关系而行的斗争。”词典编者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了介绍,认为阶级斗争起初是经济领域的斗争,抗争到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时才会上升至全体的斗争(政治斗争),进而成为争夺政权的斗争。但编者认为这只是一般理论,“我们中国尚有一种特殊的理论,即:贫弱是中国特有的事实;就是中国不致有什么阶级斗争”。原因有二:“第一因为阶级的意识并不明显,阶级对立并不锐利;第二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消灭阶级斗争,就是民族意识克服阶级意识;所以中国不会发生阶级斗争的事实。”(62)

  可见,直到1921年,大部分知识分子都不认为中国会发生有着“政权争夺”内涵的阶级斗争。即使当时受到马克思阶级斗争思想影响很深的费觉天,也并非真正主张革命,而且他认为中国并不存在资产阶级,因为当时中国主要还是在军阀统治之下,阶级斗争只能是“贫民阶级”对“军阀阶级”的斗争,而斗争的手段“只有罢市、罢工、抗税几种方法”(63)。显然,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意识到这种分化存在不合理性。不过,尽管他们使用“阶级”概念来彰显社会群体间的“不和谐”,但对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仍有疑虑,其言说中的“阶级”形式亦极其有限,并不具有强烈的暴力倾向,与日后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语境下用于政治动员与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阶级斗争”大相径庭。

  “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64)而引起变革的观念往往是那些与当时主流格格不入、特立独行的“异见”。“阶级”从不被接受的外来的术语,到影响人们理解世界的基本概念,再到型构社会秩序的主流观念,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宣言》汉译本中的“阶级”概念经历了从服务于等级社会协作的封建礼制到彰显社会分化的语义嬗变,直到1921年,“阶级”话语、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仍未被普遍接受。然而,仅仅经过十多年的革命实践与理论建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阶级”革命话语体系,不仅让“阶级革命”成为与“国民革命”相抗衡的政治标志,而且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转变为革命动员的政治力量。可见,“阶级”与“阶级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不能忽视1921年后中共型构和普及“阶级”观念的价值与意义。今天,“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仍然有着独特的影响力。然而,任何概念总是被特定时代与历史语境规约着,我们在讨论这些概念时不应有先在性预设判断,而应将其放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只有如此,我们谈论的才是具体、有特定语义的概念,而非抽象的政治符号。

  ①观念史、概念史在海外颇受瞩目,两位德国学者的研究曾涉及中国的“阶级”概念:一是李博(Wolfgang Lippert)著、赵倩等译的《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9页);二是米勒(R.Reiner Müller)的《论中国的社会理论:二十世纪阶级概念的形成》(参见李林:《米勒博士与他的<论中国的社会理论:二十世纪阶级概念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其中后者主要探讨了1919年后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三人对“阶级”概念的贡献。国内的代表性论著方面,赵利栋的《“五四”前后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1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和栗荣的《“阶级”概念的起源与中共早期的理论认知》(《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2期)梳理了“五四”前后知识分子有关“阶级”“阶级斗争”论述的文献资料,黄冬娅的《对“阶级”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2003年第6号)研究了阶级理论中国化及其给中共实践带来的困境。

  ②本文所指的“汉译本”,不仅包括对《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还包括那些翻译了《宣言》部分段落、语句的文章。

  ③参见[美]刘禾著,宋伟杰等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399页。

  ④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1028页。

  ⑤康有为:《大同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7页。

  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347页。

  ⑦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年,第1111页。

  ⑧汪荣宝、叶谰编:《新尔雅》,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68页。

  ⑨据陈家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翻译和版本研究》一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8期)统计,清末民初有11篇文章介绍、翻译《宣言》内容,五四时期则有7篇。

  ⑩[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9页。

  (11)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12)李强编:《五四时期重要期刊汇编》(3),第212页。

  (13)王晓升:《语言与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15)参见孙怀仁、雍文远主编:《经济大辞典(政治经济学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807页。

  (16)参见《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修订版)》第15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

  (17)参见吴长青:《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6—141页。

  (18)[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0页。

  (19)[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06页。

  (21)[法]雷蒙·阿隆著,周以光译:《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第15、16页。

  (22)杨谦、赵学昌:《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划分标准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适用——基于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1期。

  (23)王素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若干问题探讨——也评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的有关论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5期。

  (24)徐洪兴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5—216页。

  (25)参见飛鳥井雅道编“幸德秋水集”、筑摩書房、1975年、138—171頁。

  (26)徐洪兴等主编:《东亚的王权与政治思想——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第215—216页。

  (27)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5页。

  (28)姜义华编:《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29)『河上肇全集』第10卷、岩波書店、1982年、270頁。

  (30)文章指出:“这样看来,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但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页。

  (31)《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7页。

  (32)[美]伯纳尔著,邱权政、符致兴译:《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0页。

  (33)[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李民等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8页。

  (34)[日]幸德秋水著,马采译:《社会主义神髓》,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0页。

  (35)[美]林·亨特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36)[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8页。

  (37)杨念群:《“社会”是一个关键词:“五四解释学”反思》,《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主编:《五四运动回忆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页。

  (39)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7页。

  (40)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4—135页。

  (41)甘莅豪:《去中心的斜眼:社会变迁中的流行语》,谢耘耕、陈虹主编:《新媒体与社会》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92页。

  (42)《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23页。

  (43)[英]伊安·汉普歇尔-蒙克著,周保巍译:《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第93、26页。

  (44)黄冬娅:《对“阶级”理论传入中国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第6号。

  (45)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53页。

  (46)《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2辑(上),内部资料,1987年,第14页。

  (47)参见《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上),内部资料,1985年,第144页;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40—341页;《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10—12页。

  (48)《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资料选辑)》第1辑(上),第144页。

  (49)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40、341、336页。

  (50)劳动:《劳动者言》,《劳动》第1卷第1号,1918年3月20日。

  (51)S.S:《劳动者之自觉》,《劳动》第1卷第4号,1918年6月20日。

  (52)《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5页。

  (53)《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482页。

  (54)景藏:《吾国之阶级斗争》,《东方杂志》第17卷第9号,1920年5月10日。

  (55)许纪霖、宋宏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页。

  (5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216页。

  (57)《恽代英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6、270页。

  (58)《李大钊全集》第3卷,第22页。

  (5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60)高军等主编:《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第321页。

  (61)参见恽代英:《致胡业裕》,《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恽代英致刘仁静》,《少年中国》第2卷第9期,1921年3月。

  (62)高希圣等编:《社会科学大词典》,世界书局,1921年,第641、643页。

  (63)杨奎松、董士伟:《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第189页。

  (64)[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页。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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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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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理论网日期:17-12-27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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