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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需要有效的组织载体

安徽财经大学 董晓波

时间:2017-12-27 16:00:01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总要求,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创新成果。

  一、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绩,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然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目前仍面临一些现实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中缺乏新动能。第一,资本外流严重。资本投资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人才供给等多方面因素导致资本投资困境。2015年全国各地区农村住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为10409.8万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21.7元,人均消费支出为9222.6元,按照当年农村总人口计算,农村居民总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6.85万亿元,总消费支出为5.5万亿元,储蓄或投资约为1.35万亿元,如以一年投资期计算,2015年农村资本至少有0.31万亿元外流。

  第二,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现有劳动力缺乏。2017年7月,对安徽省5个县428个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外出务工劳动力占家庭总劳动力的比例为65.2%,而且外出务工劳动力多为青壮年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多为身体素质较弱以及文化水平较低、在外就业较为困难的劳动力。

  第三,土地流转后出现了粗放管理。整村土地集中在少数农户手里,例如无为县十里堡镇某村5000亩土地主要集中在18个农户手中,经营面积从200亩到1000亩不等,这部分“大农户”占整村农户的比例为12.2%。土地流转后并未实现理论预期,即规模化带来规模效益,相反,有些地方出现了土地生产率下降的趋势,流转大户以粗放的管理模式降低成本,以土地面积增加实现总收入提高,而不惜单位土地面积产量下降。

  第四,小农自给自足趋势再现。自给自足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常有的现象,目前有些地区的小农自给自足经济再次出现。此种现象产生的背景有两个,一是对于有些农户来说,农业生产不再成为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产品即使不出售也不会对家庭收入有太大影响,在428个被调查农户中,农业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仅为19.5%;二是农产品安全问题突出,自己自足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生产有机、绿色农产品确保农产品安全,这一点是市场交易无法替代自己自足供给模式的。

  (二)乡村生态建设与“人气衰落”反差较大。生态宜居有三个方面主要含义,一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其他面源污染;二是农村生活环境建设,完善生活基础设施,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宜居的生态家园。有些地方发展“农家乐”“渔家乐”“森林旅游”等乡村旅游项目,这是促进乡村生态建设的一种思路,但不一定是乡村振兴的思路,乡村旅游依靠地缘优势和特色优势,不是所有乡村都具备这样的优势,乡村振兴是覆盖全国的大战略,关系到农业、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三是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打造真正“宜居”的生活环境。“宜游”但不一定“宜居”,与局部地区的乡村旅游“火热”相比,大部分乡村呈现出了毋庸置疑的“人气衰落”,村里人不仅外出务工,也在城镇买房定居,以户籍来测算城镇化率是不完全准确的,因为很多农户户籍在农村,同时在农村和城里买房,在城里居住的时间更长,乡村“人气衰落”源于城乡产业布局的分割,城镇就业收入与农村就业收入的差距,教育、医疗、养老条件的城乡差距等。此种不平衡的现状如果得不到改变,建设宜居的生态庄园只能是一种形式,“建而不居”。

  (三)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缺乏。2006年习近平同志就指出,建设新农村固然要从改变农村面貌着手,但更重要的是提高农民素质,没有新农民,就没有新农村。新农民是指农民要有新理念、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精神、新技能、新素质、新能力。要建立健全培训农民、增强素质的长效机制。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徐州马庄村考察时又再次强调,乡村振兴不仅仅是指兜里的票子多了,更重要是人们的精神面貌更好了,这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

  精神文明建设是乡村建设的一块短板,从多年的实际情况来看,靠农民自己很难实现技术、能力、文化、思想等全面的提升,农民自发、自觉的学习固然重要,却难以达到质的变化。精神文明建设的落后源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缺乏,没有持续、统一、完整、先进的精神文明建设队伍,就很难真正培训出新型农民。一直以来,提的比较多的是农村经济建设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土地托管服务、农机服务、农产品营销服务等,却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相反,以公共服务为特征的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化服务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四)乡村“熟人”社会治理体系逐渐瓦解,村民自治治理体系缺失。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也是农民自治的基本单位。费孝通先生指出乡村是“熟人”社会,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冶出来的结果。人们之间互相帮助,形成了比较稳定、很少流动的群体,即为“村落”。宗族、伦理、风俗等成为构成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主要元素,也是约束人们行为的准则。

  20世纪90年代后,农民开始大规模流动,农村社会加速裂变。一些学者以此为背景,分析了农民流动对农村性质的影响,认为对长期在外的农民而言,家乡已成为记忆中的陌生人社会;外来农民使流入地的农村由亲缘性熟人社会,变为地缘性陌生人社会;流出地留守农民之间、流入地的当地农民之间是熟悉的,即对一部分人来说自然村是熟人社会,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陌生人社会,自然村也演变为半熟人社会。

  伴随乡村“人气衰落”,“熟人”社会治理模式慢慢瓦解,新的治理体系却未形成,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形同虚设,村委会的功能多为完成上级交代的各项任务或检查,农民的生产、生活分散化程度加剧。

  (五)农民收入增加与乡村定居呈反方向运动趋势。200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出台了十四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给予了各种优惠政策,促进农民增收是这些年来不变的主题,也的确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是不能将农民生活富裕等同于乡村振兴,特别是在目前我国乡村呈现出的富裕农户城镇定居的趋势下,更应该明确生活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生活富裕是指谁的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投资者,还是农业资本持有者,还是现有的乡村常住居民,还是持有农村户籍的农民,这关系到政策扶持主体的不同,也关系到扶持政策的侧重不同。以往农业产业化政策是以扶持龙头企业为主,带动农户发展,扶持的直接主体是企业或者是农业资本持有者;对农户的扶持主要是农业综合补贴和保护价收购政策。

  在“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向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企业等主体流转,这些主体将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导者,未来大部分农民将离开土地,甚至离开农村,乡村振兴到底是要富裕农业生产者?还是要富裕在农村生活的人?还是要富裕曾经在农村生活的人?这个问题必须要回答清楚,如果要富裕曾经在以及现在还在农村生活的人,那么提升乡村“人气”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要富裕农业生产者,“人气”不是必要的,产业扶持政策是必要的。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新时期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必要的,但需要有勇气有决心解决一些现实和理论问题。我们认为解决以上五个问题,急迫需要农业农村的组织创新,以有效的组织载体,完成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实现乡村振兴。

  二、农业农村组织创新的着力点

  我国城镇化道路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不能一味追求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一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现有城镇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农村有广阔的发展空间,这是补齐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短板的巨大资本。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关乎到我国城镇化发展大局,更关乎到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应立足乡村,重视引入外来资本,更该重视本土资源开发利用。首先要留住现有资源,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等。农村土地资源整合势在必行,包括宅基地土地资源整合、耕地资源整合,防止资源外流的主要办法是发展优质产业,包括优质农产品、乡村旅游、商业综合体等多种业态。如果这些土地资源和业态都被工商资本占有,那么乡村振兴战略将演变为工商资本在农村开发土地资源的战略,农民是否会从中受益、受益多少都是未知的。抛弃农民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所以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形式为乡村人气的振兴,动力是乡村产业的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无外乎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外来资本开发;一种是本土自建。无论哪种途径,都必须先将农村现有资源整合,都必须先建立一个最基本的组织载体,这个最基本的组织载体的目的就是整合土地、资本、劳动等资源。乡村振兴需要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规模投资,因此,需要有共同目标的一群人相互协作,创造出个人或单个家庭无法创造的价值,这就是组织的诞生。无论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还是股份有限公司,还是劳务合作社都可能成为整合农村现有资源的新型组织载体,都应是农民自愿加入的组织,有别于传统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该组织的着力点就是整合、开发、利用土地、资本、劳动等资源。

  三、农业农村现有组织的目标与局限性

  农业农村组织创新不仅是指农民组建了自己的组织,还包括与其他经济主体的关系,如与农户的关系,与农业企业的关系,与银行的关系,与商超的关系等。不同的组织形式所表现出的目标和约束条件会有所不同。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

  截至2017年7月底,全国共登记193.3万户,是2007年底的74倍。2011—2016年,平均年增长率达29.9%。在此我们不讨论学者们对真假合作社的争论,仅以符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合作社为讨论对象。农民专业合作社一般不改变家庭生产模式,多以流通环节合作为主,包括物资采购、质量标准确定、统一销售等。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目标是实现交易费用的节约和市场谈判能力的提升。对农户资源的整合性不强,业务创新难度大,合作社对农户的约束力小,获得银行贷款的机会小。无论是整合本土资源,还是吸引外来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都有不足。

  (二)农机合作社。

  农机合作社多数以土地流转为基础,是在土地资源整合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农机合作社对于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有重要作用。但是,农机合作社不是提高乡村人气的组织形式,机械对劳动的替代恰恰会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机合作社对于发展优质农产品产业可能会有促进作用,但对于发展其他产业的促进作用则十分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农机合作社适用于土地面积广阔的东北平原地区,丘陵和山地农机合作社局限性明显。

  (三)土地股份合作社。

  土地股份合作社是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这也是寻求土地经营适度规模化的组织形式,留住了土地,却留不住劳动力,有利于发展优质农产品产业,对发展二三产业的促进作用不大。目前,大多数土地股份合作社采取“保底租金+分红”的形式,因此,土地股份合作社并未完全实现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经营风险、市场风险都很大。

  (四)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整合的是资本,适合于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有利于资本充裕的农户实现资本价值,有利于二三产业的发展,对资本缺乏的农户具有排斥性。从资源整合角度看,股份有限公司是少数者的游戏,大部分农户很难参与进来,所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源整合功能较弱。

  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专业性组织我国还非常少,在此不作讨论。

  四、农业农村组织创新中政府的作用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的农业农村组织形式,都很难承担资源整合、开发、利用的重任,整合了一种资源,却排斥了另一种资源。如何将土地、资本和劳动资源统一到一个组织中来,成为未来农业农村组织创新的重点。

  2006年,习近平同志曾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三位一体”的农业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最为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将可能成为未来农业农村组织创新的趋势,因为它更贴近农村实际,更能解决乡村振兴中面临的困难。该组织将成为农村土地、资本、劳动资源的整合者,也将成为文化、技术、能力培训的主导者,还将成为三产融合的实施者,最终成为让农民受益的组织者。

  “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组织形式,是农民自愿形成的组织,不一定是农民自发形成的组织,发动者可以是政府或其他主体,特别是各级政府应打破农业、金融、流通领域的部门分割,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推动“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组织形式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可以定位为推动者和监督者,目标是推动该组织形式的发展,确保让农民受益。

  五、结论

  乡村振兴战略是未来统领“三农”工作的主旋律,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战略部署,目前我国农村发展中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挑战,解决这些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建立有效的组织载体,整合、利用、开发现有资源,使乡村振兴成为惠及农民的真正的乡村振兴。现有的农业农村组织很难承担起这个重任,因此,必须进行农业农村组织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位一体”新型合作组织的构想为农业农村组织创新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积极转变职能,打破部门藩篱,争取成为“三位一体”组织的推动者和监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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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安徽理论网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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