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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灰犀牛”,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时间:2017-09-06 07:19:00

  作者:权衡

  思想者小传

  权衡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上海领军人才”、上海市“曙光学者”等。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和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等研究。兼任上海市社联副主席、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出版《收入分配与收入流动:中国经验和理论》等著作1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百余篇。

  今年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10周年。10年来,人们对世界经济的观察和分析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即从一开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及其应对措施,逐渐转向对危机后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反思和讨论。

  随着讨论的深化,很多问题似乎更趋复杂。特别是近几年来,人们用“黑天鹅”“灰犀牛”和逆全球化、新一轮风险和危机等词语,来描述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新变化。透过这些术语和概念,我们或许会觉得,一些比2008年金融危机更加严重的大概率事件抑或冲击力极强的风险,正在变得有可能发生。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们应当如何分析世界经济、政治变局及其不确定性?尤为重要的是,在如此复杂和不确定性环境下,中国为什么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它对我们加快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型升级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意味着什么?次贷危机10年来,我们到底可以学到哪些经验和教训?

  次贷危机10年来,究竟面临怎样的世界经济政治环境

  总的感觉是,10年前发生的次贷危机及其后遗症,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似乎还在持续发酵,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断发生。如下几点,值得进一步反思和认识:

  一是面对当下全球经济缓慢复苏和货币政策的困境,传统逆周期刺激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否还有效?如何反思总量管理与结构性管理的关系?

  次贷危机10年来,是不断调整和反思的10年。经过一系列争论,包括通过多次G20峰会这样重要会议的讨论,人们大致有了共识:这一轮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为此,需要加快全球结构性改革,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但结构性改革不是短期内就能奏效的,需要从长周期进行管理和引导。就此而言,短期需求管理与长期供给管理政策必须有机结合,特别需要发挥供给管理的政策作用。

  二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与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会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当今世界已经出现了一股眼睛向内、利益狭隘、强调自我利益优先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思潮,并且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底层的运动,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产生负面影响。这值得我们从金融危机和经济缓慢复苏、全球实体经济萎缩、全球治理体系滞后、全球化发展失衡等视角进行深刻反思,而不仅仅停留在是“黑天鹅”还是“白天鹅”的简单化争论上。

  三是如何客观认识特朗普施政及所谓美国“退出全球事务体系”,乃至大国和地区之间的关系与变化?

  从本质上看,美国不会退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和全球事务体系。但是,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确实在进行战略性调整。从“美国优先”到多边主义转向双边主义等,实际上已经对原有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格局产生影响。特别是,上一轮全球治理格局下的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以及美欧关系等大国和地区关系,在特朗普当选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关系至今尚未定型和稳定下来。这是今天这个时代面临的大变局。

  四是如何科学把握后危机时期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危机后的经济重建,不仅仅是简单的复苏和增长,更是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规则重构。特朗普上台后出于美国自身利益考虑决定退出TPP,这使得国际投资贸易规则方向和前景愈发变得不明。但无论如何,未来的全球经济亟待一个体现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法制透明化以及更加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和体制机制条件。显然,这需要各方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不是去争论谁有权来制定规则。

  五是如何准确理解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

  目前,有一种声音值得警惕,即认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拖垮了日本、2007年的次贷危机摧毁了美国和欧洲,随之出现了所谓“美国退出,中国上”“中国应当成为全球化的领导者、主导者和新国际体系的重构者”等声音。的确,中国这些年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贡献最大。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我们是否到了领导全球经济的时候,是否到了主导全球化发展的阶段?我们能否重构国际体系?这些问题需要冷静思考。

  实际上,中国发展到今天,更加需要冷静地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需要学会如何在崛起过程中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从国内发展来看,我们仍然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任务。我们尚未达到高收入阶段,仍然需要聚精会神谋发展。从国际上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面对当下世界经济增长挑战和全球治理体系困境,中国需要发挥大国责任,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不是去谋求所谓的领导权、主导权。

  三个关键性问题被忽略,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和受阻

  从危机后的“黑天鹅”到当下热议的“灰犀牛”,其实都是在强调当下世界经济的风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凶猛。在我看来,次贷危机10年来,全球化正处于十字路口。如果不加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很有可能就是一头“灰犀牛”。

  坦率地讲,对“逆全球化”很多人理解有误。实际上,现在出现的是一种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并行并存的反对全球化的思潮和声音,而不是全球化终结或者逆全球化趋势。全球化的逻辑是市场化与开放性,即市场机制在相互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效配置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科技进步与发展,发挥贸易和知识、技术进步的溢出效应。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全球化时代的分工型国际贸易,在大多数年份里推动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数倍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这体现了发展经济学强调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结论。同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不仅发达国家得到长足发展,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经济赶超和发展。因此,从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来看,全球化不可能出现逆转趋势甚至终结。

  但也要看到,上一轮全球化发展中有三个关键性问题被忽略,结果导致全球化发展失衡和受阻,这也是导致次贷危机10年后出现反对全球化的原因所在。

  一是忽略了全球化配置资源过程中资本要素的可流动性与劳动要素的不可流动性问题。全球化进程中,由于各国有着严格的移民管制,使得一般的劳动要素事实上无法实现全球化流动和配置,由此导致强势资本的高回报率与弱势劳动的低报酬。这一点可以从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过程中的投票格局就可以看到,尤其是特朗普后来的选票就主要来自传统制造业和蓝领的支持。

  二是忽略了全球化进程与全球治理的有效性问题。由于存在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参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之间收入分配并不平衡。不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而且各自国家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有所扩大。全球性收入不平等问题加剧,导致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流动性下降,由此激化了更多不满和反对。

  三是忽略了实体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轮全球化更加注重全球资本和产业转移,发达国家把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重点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并存,直接导致中产比重下降、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等问题,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由此,值得反思的是如何推动金融等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止产业空心化和虚拟化发展。

  显然,全球化发展亟待进入修复和再平衡的新阶段。我们需要从建立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入手,确保全球化朝着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加包容和更加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围绕发展这一根本问题,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形成多方合作共赢和普遍收益、共同接受的新型多边合作发展治理体系。这样的全球化才有内在动力和发展活力。

  顺应科技创新和结构性改革趋势,重塑经济发展优势

  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并存,全球需要新共识,中国需要新战略。仅就中国发展而言,我们需要保持战略定力,统筹国际国内,加快创新转型与自身发展,积极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具体来看,务必从战略高度充分考虑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要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新态势,推动对外开放战略转型升级,重塑经济发展优势。

  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的成绩有目共睹。面向未来,我们必须顺应全球化发展与科技创新大趋势、顺应全球结构性改革大趋势、顺应全球性服务业开放发展大趋势、顺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便利化和自由化大趋势,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要加快自贸试验区改革与发展进程,体现中国开放发展的信心和决心。瞄准全球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在主动开放、公平开放和发展中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加快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表明中国是全球化发展及国际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发展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

  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创新引领发展的新理念。跟踪全球科技创新前沿技术,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争取在这一轮全球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中抓住新机遇,在一些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眼下,我们已经率先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从企业低成本制造向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转变,从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向全方位参与价值链合作转变,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和“中国营销”的新目标。接下来,要更加积极主动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全球结构性改革,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奠定坚实的结构性基础。

  要发挥大国责任,为完善和创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方案。在新一轮开放发展中,我们要逐步从传统国际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向新规则的参与者、制定者转变,通过主动设置新议题、提供新智慧,积极反映发展中国家新诉求,在推动全球化更加开放、公平、包容的发展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

  要创新开放经济模式,树立全方位开放经济发展新思维,推动全面开放发展。从开放空间来看,要加快从东部沿海引领开放向沿海、内陆、沿边协同开放转变;从开放的领域来看,要从原来以制造业开放为主,逐渐发展到服务经济开放发展,提升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开放力度;从开放机制来看,要从单一的“引进来”,逐渐发展到“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内外协调开放发展;从开放政策来看,要从原来依靠政策优惠、税收减免等政策性开放,转变到依靠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实现公平竞争型开放发展,真正增强开放型经济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另一个方面是,积极实施“一带一路”倡议,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推动包容性全球化发展的新动力。

  事实将继续证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引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平衡发展的战略构想,是有效应对各类“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有力工具。今后,可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建设:

  要发挥“一带一路”在应对逆全球化思潮、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引擎作用。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五通”为抓手,提升全球投资增速,促进全球贸易增长,推动全球金融开放合作,创新全球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全球经济增长活力,为世界经济走出复苏并迈向新的发展周期提供重要新动力。

  要坚持共商、共建和共享原则,突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开放合作与包容发展新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中,要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修复全球化失衡。用共商、共建和共享理念引领新一轮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引领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发挥“一带一路”作为全球治理公共产品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让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和地区都能有发展的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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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身边的“灰犀牛”

  近日,“灰犀牛”成为各行业备受关注的热词,用于讨论我国经济面临的大概率风险,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等问题。灰犀牛”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寓意潜在经济危机。

  《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

  如果说2016年,是黑天鹅的世界;那么2017年,则是灰犀牛的舞台。

  对于很多不关注互联网和经济财经事件的人来说,无论是黑天鹅还是灰犀牛,都是非常熟悉而又陌生的词汇,熟悉的是知道这是可能出现在动物园中的动物,而其实它们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的隐喻。

  “黑天鹅”特指的是所有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灰犀牛”则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因为危机形成的时间过于漫长,所以人们往往就渐渐麻木,进而忘却风险,灰犀牛看似体型笨、反应慢,它在远处的时候你会感到安全,但是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巨大的爆力会让你猝不及防。

  “灰犀牛”是与“黑天鹅”相互补足的概念,“灰犀牛事件”是太过于常见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的风险,“黑天鹅事件”则是极其罕见的、出乎人们意料的风险。举例说明,就是:

  人们总是习惯与看到现有的问题而不急着去改变,最后的结果往往会导致“灰犀牛”事件的发生。

  当今时代,企业、组织、政府机构和各个行业领域都会面临一些明显的、高概率的危险,而且其中有一些危险会给那些毫无准备的人带来毁灭性打击。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至少一个灰犀牛式危机,有时甚至更多:在你的个人生活中和家庭生活中、在你工作的组织机构或者企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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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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