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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全民族抗战的开端

时间:2017-07-07 08:27:00

  安徽理论网讯 1937年7月7日,这是中国人永远无法忘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国人从此奋起进行全民族抗战。只要在当时生活过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以后自己的生活、周围的一切,都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

  3年前,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满怀激情地说:“从卢沟桥事变肇始,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华民族内部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巨大能量,像火山爆发般倾泻出来,震撼大地。人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页。

  历史的回顾

  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从19世纪末起就不停息地步步进逼,妄图征服并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终于激起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的全民族反抗。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开始的。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逐步成为中国面对的主要侵略者。

  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是大多数中国人事前没有想到的。甲午战争后,列强大大加快了对华侵略的步伐。包括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达1年之久,强迫家家户户都悬挂他们的国旗;日本还强行在华北派遣“驻屯军”,后来的七七事变就是由这支军队首先发动的。

  这一切,怎么能不深深刺痛有骨气的中国人的心?孙中山在甲午战争发生那年,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维新志士谭嗣同满腔悲愤地写下沉痛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台湾因甲午战争被日本强行割占。台湾民众在日本占领军到来时,在台北、新竹、台南等地浴血抗击,坚持5个多月,日本侵略军死伤32000多人。在日本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台湾民众的反日运动始终未曾停止。

  1927年,田中义一大将出任日本首相兼外相,召开“东方会议”,标志着军部直接控制了日本外交。田中外交的突出特点,是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中国的“满蒙”地区。这是日本侵华的一项重大决策,也就是所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心是无限的,但它的实力有限,只能分步骤地推行它的计划。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他们在沈阳以北不远的柳条湖炸毁一小段铁路路轨,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立刻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进攻,第二天凌晨占领了北大营和沈阳城。随后,侵占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2年,他们在东北制造了一个“满洲国”。接着,又西进蒙古族聚居的地区,先占领热河省,随后向察北、绥东推进。这些都是“必先征服满蒙”战略意图的体现。

  1933年的长城战役仿佛越出了这个范围。日本侵略军兵临北平城下,国民党当局在华北的主要负责人黄郛、何应钦已准备放弃北平。而日本在胁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撤到长城一线。这不是出于什么善心,而是觉得条件还不够成熟:那时世界法西斯阵线还没有正式形成;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的统治秩序还不巩固;对进一步侵占华北会不会引起西方列强干预还存有一些顾忌。因此,他们留待“第一阶段终了”后再跨出第二步。

  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尽管南京政府出于“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又过于期待西方列强的干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实行“不抵抗”政策,但爱国军民仍奋起抵抗。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黑龙江、吉林同日本侵略军血战,给了全国人民很大鼓舞。东北人民的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中共中央先后派遣杨靖宇、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从1932年起,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陆续成立。第二年,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组成东北抗日联军,人数最多时达到3万人,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那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危难环境中同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从1942年起,抗联主力转移到苏联境内休整和训练,1945年又和苏联红军一起进军,歼灭日本关东军,为建立东北解放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是值得后人永远景仰的。在局部抗战时期,蔡廷锴等率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冯玉祥等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多路中国军队在1933年进行长城抗战、傅作义指挥绥东百灵庙大捷等,也都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七七事变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没有停止他们的侵华步伐。他们强烈地认为,能够供应日本短缺资源的地区需要包括整个中国大陆,他们十分垂涎山西的煤炭、河北的铁矿等资源,从而把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地区。

  1935年8月,日本陆军省提出所谓《关于对北支政策》,明白地提出要把华北五省变为“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11月中旬,日本军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公开出台。1936年,日本驻在华北的“中国驻屯军”从1771人增加到5774人。他们完全置中国主权于不顾,挤走中国驻军,非法进占北京南部卢沟桥附近3条铁路的会合处丰台镇,并且设立军事指挥部。他们在平津近郊举行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从每月一次增加到三五天一次,从一般演习到实弹射击,从白昼演习到夜间演习。日本空军的飞机也在平津上空任意盘旋。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华北各地早已是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肃杀景象。

  这一切,不能不使每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到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一个从南方到华北读书的学生写信给《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敌人的飞机尽在我们头上掠过,所谓野外演习的炮声震得教室的玻璃窗发抖,机关枪不断的响着在打靶。这一颗颗的子弹,好像每颗都打在我们心上一样的难过。先生,我们能念书吗?”这也许是今天的青年学生难以想象的。

  这种悲愤的情绪郁积着、奔腾着、增长着,整个中国就像一座喷薄欲发的火山。从平津学生开始,掀起了席卷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成立起各界民众的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历长征,到达陕北。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全国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这是全民族抗战能够实现的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就在1937年7月7日这天晚间,驻丰台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军事演习。演习中,日军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卢沟桥东的宛平县城搜查,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20分钟后,那个士兵自行归队,但日军仍围攻宛平城,中国驻军奋起抗击。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事变的性质和是非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余地,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还要就此胡搅蛮缠。其实事情很清楚,中国在日本并没有一兵一卒,而日本却不顾中国主权,把军队强行驻扎在中国的领土上,任意采取军事行动,围攻中国县城,威逼平津和华北,使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关头。这不是侵略是什么?硬要狡辩,只能说其不知羞耻为何物。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7月8日发出通电:“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蒋介石也看到:“今日的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他在7月17日庐山谈话上说了一句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句话受到国人普遍赞扬。

  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就这样开始了。

  全民族抗战带来了什么

  前面说到,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中动情地说:“从那时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

  历史总是一环紧扣一环地不断发展而又有它的阶段性。“从那时起”四个字不能小看。作为新的“起”点,“那时”以后和以前有什么不同?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不只是军事行动范围和投入力量的扩大,更重要的,还需要进一步分析它使中国发生了哪些有着全局性意义的变化。

  毛泽东同志在1941年5月提纲挈领地指出:“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第二年3月,他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从宏观的大视角出发,把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并且指出这三个阶段革命的任务、联合的群众、革命打击的目标都有所不同。其中,他这样说:“革命的任务,三个阶段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第一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北洋军阀,第二个阶段直接的表现是反对国民党,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反对日本侵略者及汪精卫汉奸。”

  从这样一种全局性考察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一,中华民族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长期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和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使各民族之间形成强烈的认同感,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命运共同体。从20世纪初开始,中华民族这个名称已越来越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对华侵略,在七七事变以前和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从局部性侵略发展到全面侵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深入中国内地,占领了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生活的广阔土地,在不少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改变了几乎所有中国家庭的生活。这种状况是以往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的。

  实际生活的教育,是任何滔滔雄辩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这种悲惨状况,决不是个人力量所能改变的。只有当国家和民族有了前途时,才有个人前途可言。著名作家巴金1937年8月在战火纷飞的上海写道:“这一次全中国的人真的团结成一个整体了。我们把个人的一切全交出来维护这个‘整体’的生存。这个‘整体’是一定会生存的。‘整体’的存在也就是我们个人的存在。”多少人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多少人抛弃旧怨而携手共同救亡,这在平时并不容易做到。

  中华民族表现出空前的凝聚力。这种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是无形的力量,在以后一直成为鼓舞中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动力。

  第二,民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古代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民主传统一直极为缺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面对强大的敌人,人们最关切的问题莫过于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答案很明显:只有依靠四万万民众的力量,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要使全国民众积极投身抗战事业,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充分发挥民众的积极性。随着全民族抗战走向深入,民主问题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抗日根据地为什么能够在那么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原因就在于它能够坚决地依靠群众,由人民当家作主,认真推行减租减息,实行民主政治。

  美国很有影响的《时代》《生活》杂志的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当时写了一段报道:“共产党的全部政治论题可以概括为下面的一段话: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得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在抗战期间能得到那样大的发展?奥秘就在这里。

  再来看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在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民主政治方面有过一点改进,一时出现过生机勃勃的新气象,人们曾对它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很快就变成失望。国民党政府甚至变本加厉地强化独裁统治,特务横行,豪门资本大发国难财,力图消灭一切异己力量。于是,争民主的运动在大后方日益发展起来,到1944年以后更走向高潮,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这对战后中国政治生活的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三,中国共产党被更广大的民众所了解和接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奋斗的。但是,在全民族抗战以前,它的政治影响主要在各革命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和城市里的革命知识分子中。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严密封锁和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加上中共中央多年“左”的关门主义错误,一般民众对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了解有限。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共产党人在一些地区能够公开或半公开活动,人们对共产党的主张和真实情况逐渐有了较多的认识和了解。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发表著名的《论持久战》,对中日双方在战争中的优势和弱点、对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应该采取的政策和战略战术进行深入分析,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些都是全国民众当时最关心的问题,而在以前还没有人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其前途作过如此系统、具体而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以后,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毛泽东同志所作分析的正确性。这就在全国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也让人们感到耳目一新。一些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观察者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后所作的报道,也让大后方许多人看到了一个过去并不了解的天地,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新的希望。到战争结束时,国共两党已被人们视为可以分庭抗礼的政治力量。

  除了这三点,全民族抗战还使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国际地位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习近平同志热情地说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他又指出:“七七事变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端”。在七七事变80周年的今天,我们对先人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贡献充满敬意,一定会继承他们的遗志,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众一心地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奋勇前进。

  (金冲及,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是汇聚起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
 

  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即七七事变至今已经发生整整80年了。80年来,这个日子和事变从来没有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遗忘过、淡化过。因为,它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来讲,太刻骨铭心了。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以这个事变为借口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正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局部抗战,经过七七事变走向了全民族抗战。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和民族根本利益。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赢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共产党提出、制定正确的抗战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倡导、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汇聚起全民族抗战的核心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中国的抗日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

  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风雨如晦的中国,诞生时尽管还很弱小,但它一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就显示出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共同推动北伐,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然而,国民党蒋介石背叛革命,独吞胜利果实,屠杀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实行土地革命。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已建立了全国的统治,对外代表中国政府。而中国共产党则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仅仅在创建的革命根据地的狭小区域内局部执政。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国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有自己领导的军队,有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党的二大上,就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因此,当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时,中国共产党就毅然决然地高举起抗战的旗帜,成为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早宣传者、动员者、抗击者。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即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紧接着9月22日、25日、30日和10月12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又连续发表决议、宣言、告全国民众书和指示信等,提出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各地游击队不断抗击日本侵略者,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到1937年秋,已发展到3万余人,开辟了广大游击区,同日伪军战斗数千余次,粉碎敌人上百次“讨伐”,歼敌1万余人,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支援、鼓舞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

  二

  中国全民族抗战展开后,是谁领导了这场战争呢?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理所应当由建立了全国政权并当政的中国国民党来领导。但是,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它并不能独立地领导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由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促成、维护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成为团结凝聚中国全民族抗战力量的杰出组织者、鼓舞者和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循序渐进地推动和做了这样几件重要的事情: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并主导建立起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了统一战线。

  在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摒弃前嫌,适时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0月,在巴黎《救国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2月9日,领导北平学联组织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即一二·九运动。12月召开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与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等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努力争取国民党当局和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为国共第二次合作起到了重要作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7月8日,中国共产党立即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经过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努力,国共第二次合作终于正式形成。

  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有效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较大损耗。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手段,加之英美对日本又实行绥靖政策,还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敌视和畏惧,中国抗日局面有逆转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三

  抗日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其路线和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至关重要。中国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谁制定和实施的呢?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正确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提出者、指导者和引领者。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全面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实行这样的路线,才能引导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并使这个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37年7月,毛泽东提出了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必须实行全国军队和人民的总动员以及革新政治等一整套办法。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方针,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为中国人民抗战指明了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为党领导下的广大抗日军民提供了战胜敌人的强大思想武器。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有力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系统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指出持久战是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中国持久的抗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个战略方针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也在国民党内,在国统区、敌占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中国共产党还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理论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实践证明,这些理论和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特定条件下最好的作战形式,是党领导下人民武装力量战胜敌人的一个重要法宝。

  四

  中国共产党坚持和运用这个法宝,领导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和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的人民武装逐步成为整个抗战的有生力量、中坚力量和主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在战略防御阶段配合正面战场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当时,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战役,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和战役,给日军以重创。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在所属的各个战区分别参加了防御作战。同时,他们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步开辟和扩大敌后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成为相持阶段的主战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普遍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从陕甘宁边区发展到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造成对日军重点占领的城市和交通线的反包围态势,形成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导致日军赖以运输兵力和物资的华北主要交通线瘫痪,迫使日军将兵力转向后方,迟滞了日军南下的步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还创造了多种武装斗争的形式,比如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有效打击了敌人。从抗战全局来看,敌后战场的逐步发展壮大,抗击着约60%的侵华日军和95%的伪军,逐渐成为主战场,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重要因素,为赢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一些地区开展了对日伪军的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上承担起对日军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从8月9日至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40万人,收复县以上城市250余座。在全国抗战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69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回顾和重温历史,中国共产党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洗刷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在全民族的抗战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结论。历史和经验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今天,我们正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就成为我们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理论学习中心组;来源:《求是》2017/13)
 

  历史真相不容歪曲 七七事变是日本有预谋发动的

 

  七七事变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端,80年来历史的真相早已揭晓,但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却提出七七事变是日本没有预谋的“偶发事件说”、是中方挑动的“中方责任说”等。这些奇谈怪论,目的是为了掩饰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历史真相是:七七事变是日本法西斯有计划有预谋扩大侵华战争的借口和导火线。

  灭亡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既定国策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在长期侵略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以中、俄为主要对手的大陆政策和以美、英为主要对手的海洋政策。1929—1933年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席卷日本后,以军部为核心的法西斯势力于1931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用武力侵占了中国东北,将其作为灭亡中国的前进基地,并从国内到国际开始了紧张的全面侵华战争准备。

  在日本国内,首先是内阁法西斯化。1936年,日本成立了受军部操纵的广田弘毅内阁,标志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同年8月7日,广田弘毅内阁在《国策基准》中,将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大陆政策、以苏联为对手的北进政策、以美英为对手的南进政策列为国策。其次是战争经济的建立。出于扩军备战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费不断增加,一系列经济统制法令的制定与实施将日本经济引上了战争轨道。三是精心进行军事准备。1936年,日本擅自增加驻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人数。同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在《对华时局对策》中规定,“在华北,万一发生有关帝国军队威信的事件时,中国驻屯军应果断地立即给予惩罚。”在国际上,日本也是动作频频。一是打破华盛顿体系的束缚。日本认为,一战后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签订的一系列条约,限制了其独霸中国和太平洋的目标,便于1933年宣布退出国际联盟,继而于1934年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二是与德、意结为国际法西斯集团。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的幌子下,东西方法西斯侵略集团初步形成。由此可见,七七事变前,日本从国内到国际,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等各方面,都做好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七七事变绝非偶发事件,而是日本侵华政策的产物。

  日本一步步将七七事变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

  1936年,驻天津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增兵之后,5月擅自在北平南郊的丰台驻军。1937年7月7日晚7时30分,驻丰台日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荷枪实弹在卢沟桥和宛平县城北郊进行夜间军事演习,然后发觉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实际上,“失踪”士兵20分钟后已归队,日军却蓄意隐瞒。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索“失踪”士兵,遭到中国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的拒绝。于是,日军开始向卢沟桥和宛平发动进攻,七七事变爆发。在这一过程中,中日两方的代表一直在进行紧急谈判磋商,但日军不断向宛平发动进攻。很显然,日军是蓄意扩大事态。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以此为导火线,迅速启动战争机器。8日,日本陆军中央开始研讨形势,陆相杉山元大将认为这是扩大战争“千载难逢的良机”。10日,日本内阁决定了派兵案,将七七事变称为“华北事变”。11日,日本内阁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陷是中国军队在卢沟桥“非法射击”而引发冲突,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关东军和驻朝鲜日军迅速派兵华北,通知日本“中国驻屯军”中止与中方谈判,集中兵力准备攻击中国军队。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制订对华作战具体计划。从中国东北、朝鲜派遣的日军到达平津地区后,28日和29日,日军分别向北平、天津发动进攻,北平、天津相继陷落。8月31日,日本成立华北方面军,8个多师团的兵力相继到达华北,将战火覆盖全华北。与此同时,8月14日,日本打响了淞沪会战。8月15日,日本组建“上海派遣军”,先后派遣9个多师团的庞大兵力进攻上海。9月2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终于将七七事变扩大成了全面侵华战争。

  由此可见,正是日本法西斯以七七事变为借口和导火线,一步一步将局部事件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所谓“中方责任说”完全是日本右翼分子编织的谎言。日本只有正视侵华战争的历史,才能面向未来,珍惜和维护中日友好关系。

  (胡德坤,作者为武汉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所教授)

来源:安徽理论网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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