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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大要素

时间:2017-06-30 16:06:33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四个相互交织、彼此呼应的基本要素,即现代化要素、社会主义要素、中国文化要素和绿色生态要素。现代化是目标,社会主义是路径,中国文化是根基,绿色生态是原则。这四大要素共同构成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支柱。

  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这个拥有悠久灿烂历史和十几亿人口的文明古国,正在经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现代化要素、社会主义要素、中国文化要素和绿色生态要素共同构成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的支柱。现代化是目标,作为长期处于人类文明佼佼者地位的中国只有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才能称之为民族复兴;社会主义是路径,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确保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和国家的稳定统一;中国文化是根基,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不忘初心”继往开来;绿色生态是原则,只有走生态文明之路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庄严选择。中国屈辱的百年近代史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全面发展。

  不断增加的现代化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增加现代化要素的道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经济维度的现代化和制度维度的现代化,前者反映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等领域的现代化,后者则体现为国家基本制度的现代化,即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确保国家利益和全体人民福祉的最大化。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始于对先进对象国的学习和模仿,这也是大多数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在追赶中超越,在超越中创新,尽快使中国成为一个日益现代化、高度现代化和全面现代化的强国。目前,我国的现代化程度和综合国力在多项指标上已经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并跑,部分指标已经实现了赶超,还有部分指标尚在追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不同于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和苏联—东欧式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就是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向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科技和国防现代化的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宏伟目标迈进。从1949年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开始到1978年,中国完成了对旧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和门类齐全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为后来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经济基础。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中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起飞时人口规模最大、消减绝对贫困人口最多的历史纪录。对比其他已经实现经济起飞的大国,中国在更差的先天基础上取得了更好的增长成绩,创造了世界绝无仅有的经济增长奇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教授指出,世界上只有13个国家和地区在连续25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保持了7%以上的GDP增长率。在所有实现高增长的案例中,中国是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增长史无前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不断增加的现代化要素体现在:

  第一,中国正成为人力资本大国。一方面中国保持了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率。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1.67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4501万人。我们估计,2020~2030年间人力资本增长率将在1.2%~1.5%之间。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由生产效率低的农业部门持续向生产效率高的非农业部门转移,预计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减少至1.5亿左右,非农业劳动部门劳动力年均增长率在2%~3%左右。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仍有巨大提升空间。由于中国在不少领域对西方发达国家仍处于追赶位置,因此依旧可通过引进吸收促进技术进步。同时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处于并跑乃至领跑位置,这种技术进步带来的外溢效应也必将刺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们估计2011~2030年全要素增长率为3.6%。

  第三,中国开始收获数字红利。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10亿,手机用户超过13亿,均位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已达51.7%,超过全球平均水平3.1个百分点。依托大国规模效应,将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优势与世界最大的市场优势相结合,中国将发展出世界级的数字规模经济,大大降低信息成本。

  第四,大众创业、企业创品牌方兴未艾。2002年全国市场主体为3111万户,到2016年已增至8705万户,其中私营、个体就业人数从8135万人增加至30859万人。2002年全国商标注册数为17万件,到2016年底,全国商标有效注册量1237.6万件,每万户市场主体商标拥有量达1422件,平均每7个市场主体拥有1个有效商标。特别是,在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2005年中国入选的品牌只有4个,2016年上升至36个,居世界第5位。

  第五,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五化”,这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五大引擎”。新型工业化在加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产品生产国;新型城镇化在加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国家;信息化和知识化在加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基础设施现代化在加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现代化基础设施投资国和领先国;国际化在加速,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并将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居于引领地位。

  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增加社会主义要素的道路。要让十几亿人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享福祉,只能依靠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充分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和充分凝聚十几亿人民的共识,可以集中力量办国计民生的大事;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中国的社会主义要素也将经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不断演进的过程,目前我国已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已经具备诸如后工业化、人口老龄化、服务业现代化等发达社会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社会主人的地位,妇女解放、扫盲运动、赤脚医生等一系列运动措施,彻底打破了旧社会公共服务只集中在少数地区为少数人服务的怪状,这是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即消除不平等的制度奠基时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方面的最大成就是消除贫困,因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后,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消除发展差距方面更得以充分体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精准扶贫”等以消除城乡、地区差距和人群差距为目标的政策相继出台。

  中国创造了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88%以上下降为2013年的1.85%的“减贫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使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不是目的,全体人民、全部地区共同富裕才是宗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可以通过中印比较得到佐证:作为另一个人口大国和经济维持较高增速的国家,印度的贫困人口变化轨迹在几十年间几乎和世界整体水平保持“平行”。这说明突破贫困陷阱不是仅靠经济增速和GDP规模作为物质基础就能自然实现的,如果缺乏适合的社会制度安排同样难以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不断增加的社会主义要素体现在:

  第一,城乡走向共同富裕。我国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生活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正在经历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兼业化和农民工城镇化的新“四化”过程。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二三产业开始反哺农业;随着城镇化的日趋完善,城镇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农村人口,使得城市可以带动农村;同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既增加了对三农投入,又减少了对三农的税费,进而促进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城乡共同富裕表现在: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减小。改革开放之后,按照不变价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年份是2009年,2010年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速首次超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这之后随着后工业化时代来临、农村务农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国家持续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下降。二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减小。在价格水平不同的情况下,恩格尔系数是反映城乡差距的较好指标。我国的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开始均呈持续下降趋势,且两者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第二,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地区差距可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各发展指标趋同;20世纪90年代,各指标局部趋异;进入21世纪,大部分发展指标又开始趋同;未来20年,地区发展水平全面趋同。中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模仿和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同时发挥“比较优势”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西部大开发战略(1999)、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中部崛起(2006)、京津冀一体化(2014)和长江经济带(2016)等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在具体区域一体化政策框架下实施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与生态安全屏障建设,使我国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开始趋同,走向共同富裕。

  第三,走向人人享有社会保障。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同时需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又是难度最大、问题最多、压力最突出的公共服务领域之一。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长足进步。到目前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和各类人群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全面覆盖尚未实现,但各类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政策的覆盖范围、保障水平正在稳步扩大和提高。从2010年到2030年,社会保障体系将分为两步走,首先在2020年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全覆盖,到2030年实现高水平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不断增加的文化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增加先进文化要素的道路。伴随着百年屈辱,中华文化经历了沦为世界边缘、自我否定和怀疑的发展历程。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华文化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不断增加的文化要素体现在:

  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石。文化乃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符号和灵魂,它在悄无声息中以国家记忆、民族性格和历史基因塑造出本民族思维和行为特征。同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作为支撑,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中国独特的国情特点和民族历史决定了中国文化的独一无二,而独特的中国文化又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中国已经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因此独一无二的中国文化必然会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而深刻影响全世界和全人类。中国人民将带着民族文化自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强、越走越远,走向中华民族全面的伟大复兴。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的先进文化,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朝着正确方向发展。中国文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性体现在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和厚重的文明积淀,又学习借鉴了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还经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洗礼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凝聚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究中国文化之精神内核,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真正的基因密码所在,是中国文化不断创新发展,不断向前推动历史进步,不断为人类贡献思想智慧,具有巨大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获得独一无二生命力和创新力的根本驱动力和文化哲学。中华文明从本质上是和合文明,和合是千差万别之各种事物互尊互重、互济互补,最终求同存异、相辅相成和相容相生的一种理想的状态。这种“对立—包容—依存—和谐”过程促进了新事物的产生,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和合”是包容的、和谐的、统一的,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模式,并潜移默化进了每个炎黄子孙的血脉。和合思想是至善善治的治理哲学,为破解人类各方面的重大矛盾提供了极其独到而智慧的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中,深远影响着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包括总道路和具体道路。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强调和谐、和平、统一、协调发展,是和合思想在当代的集中概括和具体体现,指导着我国各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设的蓬勃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和合思想要求我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乎自然规律办事,与自然合二为一、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奠定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在处理经济发展重大矛盾上,和合思想要求我们脚踏实地、自强不息、同时并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和实生物的经济观;在处理重大政治问题时,和合思想要求我们和而不同,以和为贵,按照团结——批评(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稳定、统一,奠定了和衷共济的政治观;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和合思想要求我们以人为本,互敬互爱,奠定了仁爱和谐的社会观;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不同文化时,和合思想要求我们求同存异,在对待外来文化时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生发,奠定了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在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和合思想告诉我们“得道多助”,要求我们睦邻友好、互利共赢,奠定了和平共处的外交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独到的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在这一和合思想理念引领下,中国人民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开阔胸襟与全世界人民一起共享中国文化的博大智慧,为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和谐的世界而携手共进。

  不断增加的绿色生态要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不断增加绿色生态要素的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创新之路,不同于1750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进入21世纪之后创新的一种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期下降乃至脱钩的绿色发展模式。其中必然逻辑有三个方面:一是现有的环境承载能力不允许我们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二是资源储备能力不允许我们走像美国那种以不到世界6%的人口消费世界28%石油的发展模式;三是大国责任和担当,我国已经庄严承诺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到峰值。这种发展模式也意味着,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人类的发展不以掠夺自然为代价,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得到真正的实现。

  进入21世纪,我国面临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突出问题,人口总量庞大,主要资源短缺,人均资源明显不足,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根本扭转。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国家先工业化后再城镇化并持续数百年的历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实际上是同步展开和同时进行,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较高成就,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压力,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为了走好绿色生态之路,将生态赤字变成生态盈余,中国已经并且还要在“流量控制”和“存量治理”两个方面持续努力:一是节能减排,减少排放流量;二是加大生态治理,减少污染存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示出不断增加的绿色生态要素体现在:

  中国进入绿色能源时代。2013年我国煤炭消费总量达到高峰,为28.10亿吨标准煤,而后持续下降,2016年下降至26亿吨标准煤左右。与此同时,我国清洁能源呈超高速增长,2015年,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机组规模分别增至2010年的1.5倍、2.4倍、4.4倍、168倍,使非化石能源消费比例从8.3%提高至12%,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例达到35%,新增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占世界的40%左右。我国加快推进了主体能源由油气替代煤炭、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双重更替进程。根据“十三五”能源规划,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达到15%以上,煤炭消费比重降低至58%以下;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例将超过20%。

  中国开始进入低碳时代。根据英国石油公司(BP)《世界能源统计2016》提供的数据,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率从2011年8.0%的高增长,2015年转为负增长,为-0.1%,占世界总量比重略有下降,为27.3%。预计“十三五”时期,进入碳排放低增长(<2%)或零增长机遇窗口期,“十四五”时期中国有可能提前达到碳排放高峰,而后进入碳排放量绝对下降期,中国的碳排放占世界总量比重将会持续下降。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开始出现生态盈余。“十二五”期间,全国化学需氧量和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累计下降12.9%、13%、18%、18.6%;74个首批监测城市2015年的PM2.5年浓度比2013年下降了23.6%;1940个地表水控断面中劣V类水质占比已降低到9.7%,I~III类水质占比则提升到66%;全国城建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高到94.1%,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2%;全国的森林覆盖率21.66%,草原综合植被盖度54%,受保护湿地面积增加525.94万公顷,治理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土地分别为10万和26.6万平方公里……而且随着经济增速指标的下调,我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将会越来越好,绿色生态之路也会越走越宽。

  结语

  时代的趋势和潮流的背后反映的是民心向背。民为邦本,本固则邦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民心之所向;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民心之所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天人合一”和绿色生态文明是民心之所向;“天下大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助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亦是民心之所向。民心所向,则众望所归。不断增加的现代化要素、社会主义要素、中国文化要素和绿色生态要素既契合民心和民望,又顺应时代潮流的趋势,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必然能显现出更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与道路自信。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B.R.米切尔.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1750-1993)(第四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5]吴敬琏等.中国经济50人看三十年—回顾与分析[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作者简介:胡鞍纲,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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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前线》 编辑:周晓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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