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进展

　　 　　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都是基于所处时代和发展阶段特征提出的，发展阶段理论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出发点。准确判断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所处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产生指导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及相应政策。

　　 　　在“富起来”的时代，邓小平理论指出我国所处的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科学判断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重要判断：一是明确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二是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三是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基于对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提出的经济学思想，推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我国经济实现了30多年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

　　 　　步入新时代，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明确提出了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新发展阶段理论不仅明确了我国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也明确了新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阶段的判断没有改变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但是表明我国进入了新阶段，需要解决新阶段的新矛盾。在发展阶段问题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创见有：一是对社会主要矛盾所反映的发展和需要两个方面的认识都有提升。在人民需要方面，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在发展方面，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这是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历史起点。二是根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阶段的发展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突出解决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三是在新发展阶段不仅要求坚定不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同时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发展的着力点是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是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经济制度理论的重大进展

　　 　　经济制度研究和分析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围绕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所推进的改革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源泉。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推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进展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多种所有制形式调动一切发展生产力的资源和活力；二是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为主体强调的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三是公有制有多种实现形式，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并由此提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

　　 　　进入新时代，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创新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

　　 　　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一起称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从生产、分配和交换三个维度构成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说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该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个基本经济制度的每个方面既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优势，又有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制度优势，需要长期坚持和完善。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成为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主要任务，主要涉及基本经济制度实现形式的理论突破。第一，在所有制方面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突破是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明确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在同一个企业内共同发展，为各类企业增强活力、做大做强做优提供资本动力和机制条件。另一个突破是深入到产权层面，涉及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产权流转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农地制度实行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置等。第二，在分配制度方面，主要是完善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比如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以缩小收入差距等。第三，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合力。基于以上理论突破，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成为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两个重点。

　　 　　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进展

　　 　　改革开放初期更为重视通过改革来解放生产力，依靠改革激发企业活力和要素投入，在增长上突出“快”字。针对快速发展伴生的环境污染、收入差距过大、地区和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党中央及时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此后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

　　 　　进入新时代，支持中国经济30多年高速增长的模式已不可持续，转向中高速增长是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明确了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推动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第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作为驱动力的创新包含多方面，其核心是科技创新，以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第二，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第三，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第四，开放是内外联动发展的机制。对外开放不仅是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还要着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第五，共享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向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体现的是人与经济社会、自然相协调的包容性增长。

　　 　　摆脱贫困和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题。中国通过实施脱贫攻坚战，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在发展中大国消除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一系列创新思想，比如未来30年分两个阶段推进现代化，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以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开启现代化的突破口；明确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现代化要求；突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尤其突出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发展格局涉及国民经济内部循环与外部循环及相互关系的布局。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一项长期基本国策。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成为中国经济学发展理论创新的重要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其推动的中国经济学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发展格局是在新发展阶段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长期战略。第二，在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的同时，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可以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第三，新发展格局是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主要表现在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基础由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转变为新的比较优势，即竞争优势；开放模式由出口导向转向内需导向，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引进国外资源时更重视引进创新要素，引资引技引智并举，以推动开放式创新。

　　 　　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进展

　　 　　中国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研究，聚焦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关注经济运行效率和供求平衡。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明确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事关长期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是需求侧的改革。相应的经济运行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关于市场调节及其带动的供求机制的分析，成为经济运行分析的主要内容；市场导向的经济效率成为微观经济运行分析的目标；宏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重视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协调拉动，突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地位，相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学对财政和货币政策从需求方调控总量均衡的研究和实践。

　　 　　进入新时代，为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路，为经济运行分析开拓了新境界，主要涉及以下经济学理论创新。

　　 　　第一，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对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关注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加减乘除”法入手调整供给侧结构。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第二，重在激励市场主体，培育发展新动能。就激励市场主体来说，与需求侧突出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不同，供给侧突出激发其活力，努力降低企业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着力保护企业家财产，激励企业家精神。就培育发展新动能来说，既紧盯经济发展新阶段、科技发展新前沿，毫不动摇把发展新动能作为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抓手，又坚定不移地把破除旧动能作为增添发展新动能、厚植整体实力的重要内容，积极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所要培育的新动能主要涉及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和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

　　 　　第三，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强则经济强，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创新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进行推动了经济运行理论的创新。比如，针对“脱实向虚”，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针对企业的“高杠杆”，提出改革投融资体制，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参与资本市场运行提供更多工具；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

　　 　　第四，供给侧调节需要需求侧调节的配合。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的关系。例如，经济发展面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时采取的稳定经济的措施，包含着刺激需求尤其是刺激民间投资的内容。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需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改革相配合，体现调控的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有机结合。

　　 　　 （作者：洪银兴，系国家社科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南京大学资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