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并分别从促进外贸基本稳定、积极利用外资（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出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等方面，作了详细部署。其中，“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冲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波主要是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影响主要表现在供给端。由于这一时期国内采取了以近两个月经济“停摆”的代价以换取有效防控疫情的策略，致使大部分企业几乎处于停产状态。正是受到这一阶段的疫情影响，大量企业延期复工，整个生产供应链受到影响，原定的春节后生产计划无法按期完成，对当期外贸进出口形成较大冲击；第二波冲击主要是正在汹涌而来的海外疫情，这轮冲击主要体现在需求端。由于国际交流和合作在不同程度上受阻，影响到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从国际市场需求角度看，企业虽然逐步在复工复产，但往往面临着海外订单被取消或者推迟交货等情况，致使生产出来的货物无法顺利走出去。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成为疫情重灾区，一方面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导致需求不足，另一方面为防控疫情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封城”“封国”措施，也导致了进口贸易无法正常开展，经贸合作人员往来趋于停滞。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属于中间产品特别是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的进口中断，包括原材料进口受阻，都会波及到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进而影响最终产品出口。从当前的发展态势看，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势态仍较为严峻，会进一步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取得实质性的防控成效，目前仍然面临着很大不确定性，全年稳外贸任务十分艰巨。

　　二、疫情对外我国外资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利用外资产生的影响同样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国内疫情爆发期间对内部市场环境冲击，从而影响了利用外资；二是中国以外其他各国和地区疫情爆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全球化步伐，恶化了利用外资的总体环境。从前一个影响阶段看，投资环境是跨国公司所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新冠肺炎疫情短期内对投资环境带来不利影响，必然会造成外商直接投资的显著下降。

　　众所周知，我们吸引FDI（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于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完整的产业链，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爆发，造成近两个月经济的“停摆”，致使部分企业包括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经营困难。与此同时，信心也是影响投资市场的重要因素，但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投资者对国内外市场的信心，甚至引发了较为普遍的恐慌情绪、避险情绪，从而影响投资者对经济的预期。从后一个影响阶段看。主要是疫情的全球爆发、蔓延和传播致使全球经济有可能衰退，这不仅会影响到跨国投资者的预期，从而致使投资缩减。而且一系列的“封国”、“封城”和“断航”等举措也会影响到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会恶化利用外资的外部环境。

　　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利用外资走势仍会与全球疫情发展演变的形势密切相关。如果全球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由于全球价值链面临中断风险、人员流动受限、全球经济预期下调等问题，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利用外资，尤其是以国外市场为主要目标的跨国企业投资。

　　三、“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对策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爆发对我国外贸发展和利用外资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至少短期来看，其影响主要是负面的。但是“危”中有“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对服务业冲击程度更高，中国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从比较角度看，受到的冲击程度要小一些。这无疑有助于“稳外贸”。二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国内外时间错位。由于我国率先取得了“战疫”的初步进展以及生产的逐步恢复，如处置得当，我们不仅不用担心产业链外迁问题，还有可能会成为外资的“避风港”，诱发外资不断将产业链向我国迁移，尤其是高端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环节配置到我国，从而带来外资外贸高质量发展。当然，能否“危”中寻“机”还取决于是否采取有效的应对策略。我们建议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的对策思路。

　　一是稳定外贸基本盘。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稳定外资外贸基本盘”的战略部署，要保障外贸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稳定国际市场份额。具体而言，一是外贸发展的传统出口市场“基本盘”不能丢，比如诸如欧美、东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重要出口的重要市场。二是产业链“基本盘”不能丢。要稳住产业链重点企业，关键环节不转移，包括所有低端环节和阶段也不轻易外迁，因为产业有生态系统，完整的产业链才更具有竞争力。三是服务国民经济发展的进口功能“基本盘”不能丢，尤其是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主动扩大进口实际上是维持价值链分工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四是高质量利用外资的步伐不能停，这既是增创对外开放新优势的需要，也是为了能够更好抵御外生冲击的需要，即既要鼓励促增量、稳存量并举，更要抓好重大外资项目落地。

　　二是强化外资外贸联动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生产环节不断纵向分割，以最终产品为对象的传统贸易逐渐转向以环节、流程为对象的“过程贸易”，贸易与投资的互补性不断增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外贸的创造效应和市场扩张效应愈发明显。疫情期间，外资和外贸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因此，应该将“稳外贸”与“稳外资”联动起来，将招商、安商、稳商等政策措施与外贸发展的扶持政策等结合起来，实现“稳外贸”与“稳外资”的政策协调。

　　三是加大力度拓展国际市场。稳外贸的核心就是稳定国际市场份额，稳市场的首要任务就是稳订单。在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之后，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和企业要多方联动，抓住“抢救订单”黄金期。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量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激发了大量创新业态，促进生产管理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要培育数字经济，发展数字贸易，鼓励企业积极创新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用好综合试验区政策，加快发展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鼓励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建设海外仓，抢救国际订单，拓展国际市场。

　　四是保障外资企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运转。特别要优先保障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中具有关键环节的外资企业、掌握关键或者核心零部件的外资企业、形成关键模块生产的外资龙头企业正常运转。比如，在扶持企业复工复产方面，凡是给内资企业的救助帮扶政策，是否可以都适用于外资企业，切实减轻外资企业负担。外资企业是成熟先进技术和高新技术的重要来源，对认定的高新技术外资企业实施同等政策帮扶，留住产业链关键环节，稳定外商长期投资经营的信心。

　　五是确保核心供应链不断裂。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尤其是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具有重要地位，很多制造业都深度融入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疫情期间，由于源自国外的中间品进口，尤其是一些核心零部件和关键环节的进口中断，可能会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带来一定冲击。比如，日本和韩国均处于制造业上游环节。对此可以考虑加强同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利用我们在复工复产方面的经验，通过国际协调合作，派员前往日韩等疫情相对较轻的工厂，共同推进有关厂商复工复产工作，以维持上游供应链的稳定。

　　六是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国内外时间错位下，中国率先走出疫情、经济率先复苏，有效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考虑到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产业链体系等因素，大多数跨国公司投资中国的信心和战略没有改变。我们要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使外资项目尤其是大项目不断落地生根。在当前跨国交易不畅的背景下，利用国内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和市场规模优势，以优良的营商环境，吸引跨国公司将关键和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环节和阶段，部署到中国来。应该说，这是抢抓疫情期间全球价值链重构调整的难得机遇。抓住这一机遇，不仅有助于我们推动高质量利用外资，也是据此夯实外贸发展的产业基础、进而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作者：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开放经济方向首席专家、南通大学特聘教授 张二震；南京大学长江产经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京审计大学教授 戴翔